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歼灭日伪部队2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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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八年抗战的开始。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长征到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分散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抗日队伍。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三年的游击战争期间,在同中共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坚守着我党在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面临着国民党军队血腥屠杀、层层封锁、断粮断盐的严峻考验,紧密依靠群众,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顽强地处于苦战之中。他们的苦与中央红军长征、东北抗联在密林中奋战之苦共为我军历史艰苦之“最”。今大家都熟悉的陈毅“赣南游击诗”、“梅岭三章”即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1937年8月,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进行艰难的谈判,使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10月正式改编为新四军。

纵观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战斗、发展历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一、改编、集结组建阶段

(1937年秋至1938年春)

新四军的组建过程是十分艰难的过程,它不同于八路军的整建制改编,主要体现在“队伍难找、思想难统、谈判难谈”的“三难”状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中共中央不想放弃创建多年的苏区根据地,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留守在苏区根据地坚持战斗,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使项英与陈毅正式携手。由于项英在苏区仍在执行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与围剿的敌人死打硬拼,使留在中央苏区的1.6万余人红军主力及伤员1万多人惨遭损失,后不得不分散突围,分布在南方各省深山密林打游击,项英与陈毅一起突围至江西与广东交界的油山地区隐蔽下来。此时,中央苏区分局不仅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而且也中断了与苏区各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各地红军游击队之间也信息不通,相互隔绝。就以粟裕为例,粟裕当时在浙江南部打游击。毛泽东长征到延安后,几次提起粟裕,无人知道,毛泽东责成闽浙边省委书记刘英几次派人找粟裕就是找不到,只好报告中共中央,粟裕同志可能牺牲。中共中央在陕北悼念英勇牺牲的烈士,烈士名单中就有粟裕。南方红军游击队组建问题国共两党达成基本共识后,中共中央确实面临如何将红军游击队集结起来的大难题。

当时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由于同外界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一种认识认为,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另一种认为,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拒绝下山改编,这种认识是当时的主流。加上由于所处环境恶劣,革命队伍中有些人成了叛徒。不少红军游击队优秀指战员死于叛徒之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红军游击队把党派去传达下山改编指示的人当成叛徒杀害了,如皖浙赣省委书记到弋阳磨盘山传达指示被杀害,红十六师政委和鄂东南特委书记都被赣东北游击队杀害。时任湘赣边临时省委书记、湘赣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谭余保坚决不肯下山改编,陈毅决定自己亲自去一趟武功山(湘赣边临时省委所在地)与谭余保面谈,结果被谭余保、段焕竞当成“国民党的说客”绑起来几天,用谭余保的话说:“你陈毅我是认得你,你当年在井冈山我听过你的报告,你今天不供出怎么投降蒋介石的,我就砍你的头。”由于陈毅临危不惧的大无畏气概,加上雄辩的口才及善于做政治工作的能力,才免遭当成叛徒被杀害之不幸。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的谈判也十分艰难,出现了曲折的摩擦。蒋介石只同意收编,但不同意组建一个军,要将游击队编制成保安团上前线,指挥员也不能由共产党员担任,在经费上不安排,不发武器,不发军装。经过周恩来等人多次反复艰难谈判,最终达成基本共识,其中明确军长人选由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第三者人选来担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首先想到叶挺,动员叶挺出来担当组建、领导新四军的重任,后叶挺在新四军番号的争取、经费、服装和枪支的配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开辟敌后战场,发展

华中,创建革命根据地阶段

(1938年春至1940年底)

1938年春,新四军各支队(除四支队外)到安徽皖南岩寺镇集中训练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作出指示,要求新四军深入敌人后方,在大江南北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据此,新四军各支队分别向华中敌后开进,展开了广泛持久的游击战争。首先,新四军军部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各抽调部分团以下的干部与部队共400余人,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和钟期光率领于1938年4月下旬挺进苏南敌后。“韦岗战斗”是新四军深入苏南敌后第一仗,这一战斗的胜利,奠定了我军进入江南的基础。紧接陈毅和张鼎臣在六、七月间先后到达了苏南,打破了日军400余人对小丹阳的“扫荡”,并主动与管文蔚、梅光迪等率领的地方武装整合,向苏南东部挺进。到1938年底,初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后,由支队长谭震林率领开赴皖南,先后与日寇展开了“马家园战斗”、“繁昌保卫战”,五次保卫繁昌的战斗共消灭日军450余人,成为我军皖南抗战史上空前的伟大胜利,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第四支队在支队长高敬亭的率领下,由皖西的大别山区挺进到皖中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在巢县蒋家河口打响了我军在江北的第一仗,先后攻克庐江、无为两座县城。

1938年9月,针对抗日战争处于由防御性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阶段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作出了“发展华中”的发展方针,明确了新四军在华中建立根据地的新任务。全会决定成立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后成为华中局)。

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8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豫东西华县由我党领导的三支武装力量正式组建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后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四师),在司令员彭雪枫、参谋长张震的率领下东进豫皖苏边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为了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根据中原局指示,在河南竹沟组建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编为豫鄂挺进纵队、五师),李先念任司令员,这支部队在鄂东、鄂中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白兆山、大悟山为中心的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为了加强江北新四军武装力量的领导与发展,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经中共中央批准,1939年5月,新四军正式组建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在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下,对四支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四支队在皖东津浦路西定远、凤阳、滁县、全椒一带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7月,在四支队第8团的基础上,扩编成新四军第五支队,在支队长罗炳辉的率领下,向皖东津浦路东挺进,在来安、天长、扬州、盱眙、仪征等地展开斗争。

中共中央军委为华中根据地的开辟加强军事力量,从八路军抽调部分干部和部队充实加强新四军。1939年5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在司令员彭明治、政治委员吴法宪的率领下南下苏皖边区。1939年10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在钟辉司令员的率领下南下皖东北。这两支部队与彭雪枫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一起共同为开辟豫皖苏边区根据地而斗争。

1940年初,国民党由一度比较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共高潮。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新四军各部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对国民党顽军进行了反击,先后打响了“定远自卫反击战”、“半塔自卫反击战”、“淮宝反顽战役”、“援盛打马(援盛子瑾、打马鑫亭)战斗”、“泗县地区反顽自卫战”、“鄂东大、小悟山反顽自卫战”、“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曹甸反顽战役”等等。

为了固守华中、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应中原局请示,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再调一部进入苏北。1940年5月,由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5个团及教导营,计1.2万余人,由晋东南经冀鲁豫边区南下华中。八路军主力一部的南下加强了新四军在华中的力量,为改善华中战略态势、沟通华北及华中的联系及开启苏北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1940年底,新四军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总面积已达4.4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有400余万人,约占华中敌后总人口的1/3以上,在敌后的86个县中,有共产党建立民主政权的县有42个,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为新四军在华中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

三、以反“扫荡”、反“清乡”、

反摩擦为中心、艰苦地坚持

保卫华中根据地阶段

(1941年春至1943年底)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把第二次反共推向高潮。中国共产党毅然决定于1941年1月25日在苏北盐城重新组建新四军,由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将新四军各支队和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统一编为七个师和1个独立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标志着新四军从此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

重新组建后的新四军处境十分艰难,可称得上在八年抗战中最艰苦的阶段。面临的形势是:一是日本帝国主义把军事行动的重点已由华北扩及到华中。1941年底,日寇在华中的兵力达21万余人。二是日本实行“以华制华”的阴谋,汪伪政权建立后,一时伪军恶性膨胀,在华中地区,1940年底伪军约4万余人,到1941年底猛增至16万余人,到1943年8月,除两年被新四军歼灭6.4万余人外,仍增至17万9千余人。三是国民党的基本政策仍然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国民党第五战区专门建立华中“剿共”总指挥部。1941年初,国民党集30万大军向华中根据地进攻。时仅9万人的新四军主力,面临21万日军、16万伪军、30万顽军的夹击,是何等得艰难!

反“扫荡”。1941年初,日寇在华中发动了残酷的、“梳篦式”的大“扫荡”。当时盐城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日伪为了消灭新四军指挥机关,1941年7月对盐阜地区发动空前规模大“扫荡”,黄克诚三师担负起保卫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机关的反“扫荡”重任;粟裕一师在苏中策应盐阜反“扫荡”,把敌人引向苏中。新四军军部也及时调整战略,放弃城镇转入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军部先转移到建湖县的湖垛,后转移到阜宁县以西的刘家舍、任家桥及陈集的停翅港,并于1943年1月10日转移到二师师部所在地--盱眙县黄花塘。一师在苏中反“扫荡”中,在战术中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大我避、敌小我欺、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24字方针。二师坚持在淮南地区粉碎日伪“扫荡”,不断寻找战机,仅六合地区的“桂子山战斗”,一次就毙伤日伪军180余人,开辟了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四师在淮北地区坚持反“扫荡”,组织了该师在反“扫荡”中标志性的战斗--“朱家岗战斗”。五师坚持鄂豫皖边区反“扫荡”期间,同时面临着顽军十万之众兵力的“围剿”,独立坚持在鄂豫皖边区战斗,处境十分艰难,一度中断了与新四军军部的联系,该师灵活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使主力部队与根据地建设不断壮大与发展,得到了中共中央和陈毅同志的高度评价。六师在苏南反“扫荡”中由于地域狭窄,部队转移回旋余地小,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付出了代价,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等指战员270余人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七师的力量在组建时相对较弱。但随着力量的壮大和斗争形势的发展,创建了皖南、皖中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抗战中组建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以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坚持在浦东、浙东地区反“扫荡”,为创建、巩固、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而艰苦斗争。

反“清乡”。“清乡”与反“清乡”实质上是伪化与反伪化的斗争。日伪企图通过“军事清剿、政治欺骗、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等所谓综合战术,达到肃清抗日力量,强化汪伪政权,实现“以华制华”的军事阴谋。日伪的“清乡”运动主要在华中,而华中的重点主要在苏南、苏中、浙东、皖南等地。国民党顽固派暗中支持日伪“清乡”,以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目的。新四军在反“清乡”斗争中,在坚持游击战的前提下,结合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工作,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使日伪“清乡”运动遭到彻底粉碎。

以1943年为例,新四军在反“扫荡”和反“清乡”斗争中,在华中与日伪军作战4500余次,粉碎敌人千人以上的扫荡30多次,毙伤日伪军3.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9300多人,攻击据点200余处,逐步扭转了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

反摩擦。日伪掀起大“扫荡”、大“清乡”期间,国民党趁机掀起反共高潮,妄图占领我敌后根据地,把新四军赶出华中或消灭在华中。新四军在面临日伪顽三面夹击的困难形势下,在反“扫荡”、反“清乡”的同时,与国民党顽军进行自卫反击。陈毅亲自指挥了泗阳“程道口战役”,粉碎了韩德勤接应汤恩伯部东进的阴谋。二师发动了“大桥、藕塘战斗”,毙伤顽军共2000余人。四师发动了“山子头战役”,击毙了顽军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活捉了韩德勤。五师粉碎了顽军12个师10万之众的兵力围剿。六师十六旅在溧阳、溧水地区先后毙、伤、俘顽军1000余人。七师在巢(巢县)、无(无为)地区磨盘山歼灭顽军1000余人。新四军在1941年至1943年底,先后打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

在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斗争中,在中共中央指示下,新四军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在群众中开花结果。在根据地领导体制上,实行军队地方化战略,党政军一元化领导。这样做,有利于军民同心同力粉碎日伪顽夹击,有利于新四军自身力量的壮大,有利于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到1943年底,新四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16万人,为抗日后期的战略反攻积聚了力量。

四、对日伪实行战略反攻阶段

(1944年初至1945年秋日寇投降)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大规模反攻阶段。在中国,日伪尽管仍在继续“扫荡”和“清乡”,但垂死挣扎的态势已凸显,华中地区伪军虽在增加,但日军主力已由21万人锐减至17万人,华中敌后根据地已经开始摆脱严重困难局面。

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于1944年3月上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车桥战役”,创下了华中敌后抗战史上“五个第一”。

继“车桥战役”之后,新四军各师和浙东游击纵队都从本地实际出发,先后积极主动地对日伪军发起了进攻。三师于四月发动“高杨(高沟、杨口)战役”,使淮海根据地与盐阜根据地连成一片,并于11月发动了“阜宁战役”,使阜宁成为在苏北从日伪军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城市。四师发动了“张楼战役”,解放了泗洪、灵璧、睢宁三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六师16旅于8月至12月先后发起了“长兴、周城、泗安战役”,为一师主力执行向东南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二师、五师、七师及浙东游击队,在坚持游击战术反“扫荡”、反“清乡”中,不断地寻机主动出击日伪,巩固了淮南、鄂豫地区、皖南、浙东抗日根据地。

1944年,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的攻势作战和反“扫荡”、反“清乡”作战共65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其中歼灭日军4310人),收复失地7400多平方公里,使华中抗日根据地真正发展为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江、浙东、鄂豫皖八个根据地。

在1944年初至抗战胜利前整个反攻阶段,可分为局部反攻、有计划地组织反攻、全面反攻三个时期。在这一阶段中,新四军把中共中央关于创建新解放区的战略部署作为历史使命。1944年下半年,一师主力南下,四师西进,五师北上、南下,为开辟新的根据地展开反攻态势。一师主力在粟裕、叶飞、金明等人带领下南下浙江发展东南,收复浙皖苏边区失地,并与浙东游击纵队、六师16旅统一编为苏浙军区。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集中兵力于浙江天目山地区。针对现实形势,苏浙军区司令粟裕发动了“天目山三次反顽大捷”,共消灭顽军1.3万余人。天目山战役使新四军实现了以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献了厚礼,毛泽东高度评价粟裕,说:“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四师西进恢复豫皖苏边区。豫皖苏边区原为四师前身第六支队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收复路西失地一直成为彭雪枫想报的“一箭之仇”。1944年8月,四师主力在彭雪枫的率领下开进了津浦路西,使国民党顽军屡遭挫败,所不幸的是,师长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五师北上、南下,开辟豫南、豫中、湘鄂赣边区根据地。1944年7月,五师部分主力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后改为河南挺进兵团)北上豫南,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内,经过与日伪顽无数次战斗的艰难反击,建立了豫南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同时也打通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华南抗日力量,新四军五师承担协助八路军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的南下支队发展华南根据地的中心任务,与南下支队共同创建了湘鄂赣边区抗日根据地。

1945年5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已宣告胜利。至1945年7月底,经新四军各部的局部反攻和有计划的反攻,日伪已被压缩在华中的主要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完全处于华中根据地军民包围之中。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参战,此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新四军各部立即展开全面反攻作战,先夺取中小城市,然后又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收复华中地区被日伪占领的根据地。为了完成华中地区全面反攻任务,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由延安返回华中。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中国人民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新四军圆满完成了在华中地区八年抗战的历史使命。

回顾新四军八年艰苦的抗战历程,由建军初期的1.03万余人,6200余支抢,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主力部队21万人,取得了对日伪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对顽军自卫反击作战3200余次,毙、伤、俘顽军官兵14.3万余名的光辉战果,与八路军一起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说明了什么?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我党各项事业取得健康发展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