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军大刀队:抗日时偷袭敌营专砍敌人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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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二十九军防御工事

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二十九军大刀队在司令部门前站岗

二十九军口号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首威武雄壮的《大刀进行曲》,是抗日歌曲中颇为慷慨激昂的一首。事实上,这首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鼓舞作用的歌曲,是为在华北英勇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创作的。

在抗战的岁月里,二十九军大刀队无人不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三省,并向关内进犯。1933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奉命率部在喜峰口一带抗击日军。虽然相比日军,二十九军的武器装备简陋,但每个士兵都配有一把锋利的大刀,练就一手高超的大刀术,扬长避短,攻其不备,夜袭敌营,抡起大刀向睡梦中的鬼子头上砍去,从此,二十九军的名字威震全国。

几十年过去,当年大刀队的年轻勇士大多已经作古,但人们仍能从《大刀进行曲》中体会他们带给中国军民抗日救亡的信心和勇气。在天津市档案馆中,收藏了几张关于二十九军的老照片,翻阅昔日的影像,重温那段峥嵘岁月,这支英勇的部队似乎正从我们眼前大步走过,还是那样雄赳赳、气昂昂,英勇无畏的气势让人振奋不已。

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大刀锋利无比,是因为当时百姓知道大刀队要去前线杀敌,天津、北京磨剪子、刀的手艺人都精心为大刀队磨刀,不要报酬

天津文史学者何德骞说,当年二十九军大刀队威震全国,他们为了使手中的大刀在实战中更加便于格斗,将刀柄加长,而二十九军大刀最令敌人望而生畏的是其刃锋利无比,“这是因为当时百姓知道大刀队要去前线杀敌,天津、北京磨剪子、刀的手艺人都精心为大刀队磨刀,不要报酬。”

如今,虽然无法复原大刀队奋勇杀敌的场景,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末,何德骞曾跟随南开大学近代史专家张洪祥教授,于天津市内各地收集抗战史资料。在采访抗战老兵的时候,他得知一件与大刀队有关的事,“当年在中国北方作战的日本军人军帽后面有个‘帘’,有人说那个‘帘’是看风向用的,而老兵说,日本人迷信,不怕剖腹,但最忌讳砍头,大刀队偷袭敌营专砍敌人脑袋。于是,日本人在帽子后面设计了这个‘帘’,‘帘’里有几根钢棍,用于保护脖子,抵御刀砍。”对于日军军帽后的“帘”到底有无钢棍,年代久远已无法核实,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大刀队对于敌人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

今天,虽然当初给日本军人带来极度恐惧的二十九军的大刀已无处寻觅,但何德骞留存的两件二十九军官兵使用的老物件,让我们得以一窥这支神勇之师的风姿。其中一件是二十九军士官所系皮带的带扣。说到它的来历,何德骞回忆说,他父亲的挚友曾是负责二十九军军需的军官,上世纪50年代末,那位军官送了他这条皮带,从那以后,这条皮带伴随着他度过了50余年的岁月,由于带身糟朽,如今只剩下皮带扣的部分。

说到二十九军,不得不提军长宋哲元,他的士兵作战英勇无畏,与他平日注重激励将士们的战斗热情分不开。在何德骞家中,有一本名为《孟子择要》的小册子,主要摘录了《孟子》关于救民救世的内容。何德骞说,这本小册子当年二十九军将士人手一册,平时就把它放在口袋里,战斗间隙拿出来翻阅。这本小册子的书页用的是非常高级的道林纸,书的封面和书边均使用烫金工艺,都是当年极为讲究的装帧工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赫然印着“为国家扶正气,为民众解痛苦”几个字,全书序言为宋哲元亲自编写,提醒部下时时不忘身肩挽救民族危亡之大任,勉励将士为国家英勇献身。

老照片透露历史细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迫于妥协退让政策,面对日本人猖獗的侵略行径,处处受限,几乎无能为力,最终成为富有悲情色彩的历史人物

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他和他的二十九军在天津留下了不少故事。天津市档案馆留存的一组老照片,记录了当年二十九军的活动情况。其中有一张名为“二十九军防御工事”的照片,何德骞指着照片中间位置两个戴大檐帽、穿制服的军人说,“虽然名为‘二十九军防御工事’,但从服装上辨认,这些人并非二十九军士兵,和旁边戴钢盔的士兵一样,这些人都是天津城内的保安队队员。”

何德骞说,保安队属于警察机关,那么1937年为什么是保安队而非军队肩负起保卫城市的任务?对于这个问题,他解释道,1933年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军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又签订《何梅协定》,这两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很大的隐患。1935年,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虽是当时华北地区的军政“一把手”,但在妥协退让的政策之下,面对日本人猖獗的侵略行径,处处受限,几乎无能为力。“政府只好依靠保安队来对付当时日本特务组成的扰乱社会秩序的‘便衣队’,为了装备保安队,政府还凑了1500块大洋购买了一批钢盔。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有的人戴着钢盔而有的人却没有,这是因为后来保安队人数扩充,政府却没有多余的钢盔配给。可见,当时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何德骞说。

上世纪30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宋哲元是在天津度过的。何德骞介绍,在那段日子里,宋哲元比较消沉:“《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曾提到,那段日子宋哲元一天打十五六圈麻将,还要喝半斤老白干。”作为曾经为二十九军将士题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军长,实际上,按照宋哲元的脾气,面对日寇的不断进犯,立马就会与其决一死战,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限制了他的抗日行动,他的内心十分纠结。无奈之下,宋哲元只好于1937年2月,借口回山东老家扫墓,暂时回避。可以说,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面临民族大义与自身利益的抉择,宋哲元成为一个富有悲情色彩的历史人物。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肖明舒

照片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