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 “民国第一杀手”的锄奸真相

腾讯新闻

左,1936年被王亚樵暗杀集团暗杀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右,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

左,1936年被王亚樵暗杀集团暗杀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右,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

对日备战时期,爱国青年针对高层政要的暗杀行动,此起彼伏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史称“局部抗战期”。此一时期,当局对外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对内致力于军备、财政之整顿,其总体政略,可概括为“以对日有底线之妥协换取备战时间”。

但此种政略,既不能对外公开宣传,更难为民意所理解。故此一时期,民间针对“亲日”高层政要的刺杀案,此起彼伏。自蒋介石而下,如宋子文、汪精卫、张群等辈,均曾遭受乃至多次遭受刺客暗杀。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如下三者: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遇刺(1935年11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杀(1935年12月)、蒋介石智囊杨永泰被杀(1936年10月)。

毫无疑问,具体执行上述暗杀的刺客,均满怀爱国之心,不惜身死。如孙凤鸣向汪精卫开枪后(第一刺杀目标其实是蒋介石,但蒋未出现),即“服下大量鸦片丸,已濒临死亡”,抢救回来后受审,被问及幕后主使,仍“不置一词,只说他不懂党派,作为一个中国人,杀卖国贼是良心主使。”刺杀唐有壬的凶手刘镇南、裘积玉等人,也都是“报国有心,苦于无门的热血方刚的爱国者”。刺杀杨永泰的凶手谭戎轩,则在被捕受审时“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奉中央党部的命令杀汉奸’”,军统审讯的结果,判断“凶杀一定受人愚弄”,换言之,认可谭戎轩此举乃是源自爱国情切。

显然,作为最基层的暗杀执行者,上述诸人,并不了解他们所刺杀的“卖国贼”,在“亲日”的表象之下,同时也是诸多积极对日备战政策的推动者与执行者。譬如,杨永泰虽然对中日交战前景心存悲观,但自蒋介石确定以四川为“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之后——1935年10月,蒋在成都公开演讲:“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国本,为第一要着!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这可以说是蒋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最明确的表态;而杨永泰,即被蒋委以统一川政之要务;而杨也不负厚望,自军阀口中将川省财政“和平”收归中央。

至于汪(兼外交部长)、唐(外交部次长)二人,虽在1935年前后致力于推动“中日亲善”,但此种政策,乃是权宜之计,旨在缓和日军步步紧逼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对此,日军谍报人员洞若观火,如1935年5月4日,其驻华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称:“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事实上,确如日方判断,汪此一时期的内部讲话,聚焦于“我们要趁此时机竭力准备,使我在国际上有狼的作用,则两虎(日俄)相争时,吾等之作用大矣”;蒋则在日记中判断:“倭寇方针决不能变更,吾人惟在争得时间,望其略为缓和可。”反对南京的西南军阀领袖胡汉民,更公开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

与王亚樵暗杀集团关系极为密切的桂系失意军阀李济琛

与王亚樵暗杀集团关系极为密切的桂系失意军阀李济琛

这些暗杀背后所隐匿的军阀、政客私利,爱国青年们却并不了解。

底层爱国青年,难以洞悉高层外交布局,自在情理之中。惟上述暗杀,尚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其一,所谓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几乎介入了1930年代所有针对南京高层政要的暗杀行动。其二,王亚樵背后,更有李济琛等失意旧军阀为政治背景。如孙凤鸣刺汪精卫,行动的具体组织者,乃华克之、陈惘子等人所创办之“晨光通讯社”。华克之、陈惘子等人,与王亚樵关系极深;王亚樵则与桂、粤两系军阀关系密切。据王亚樵暗杀集团骨干朱大刚回忆,刺杀蒋、汪之事,是王亚樵在香港召集“锄奸团骨干密议”后决定的,由华克之等人执行;而据华克之披露,此次行动,曾通过王亚樵,得到蛰居香港的失意旧军阀李济琛的资助。

按陈恭澍的说法,王亚樵是上海的“马路英雄”,“欲向中央出卖杀人,被戴笠牵了盘子,不得已,乃向西南兜揽些生意”。其实,王亚樵与西南军阀之间的关系,远非“兜揽些生意”如此简单。1933年末,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另组政权时,王亚樵即参与其事,专门负责肃反工作。“福建事变”失败后,王又随李济琛等一同赴港。据其胞弟王述樵披露,在港期间,王的生活费用,“由西南政务会(笔者注:西南军阀奉胡汉民为首以对抗南京的政治组织)月支三千元。王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向英国驻港总督勃郎介绍他反蒋是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并非刑事犯,请予照顾。是以他在港比较安全。”

王亚樵的暗杀组织,据其骨干朱大刚披露,“上层人员有老同盟会会员柏烈武、王乐平、思克巴图、常藩侯,以及国民党中委刘芦隐(笔者注:胡汉民亲信,杨永泰遇刺,与其有密切关系)等。下层共有几百人。其组织最秘密的有三部,一是华克之部,二是龚春浦部,三是谢文达部。我当时分在谢部。三部互不联系,单线由王亚樵指挥。……外围组织叫‘铁血锄奸团’。”需要补充的是,据事后对孙凤鸣等基层暗杀人员的审讯显示,这些“铁血锄奸团”成员,实际上并不清楚组织的上层政治背景。

其实,王亚樵暗杀集团刺杀的对象,并不止于国府政要。刺杀在华日本人,以制造中日冲突,进而颠覆南京政府,也是其主要“业务”。譬如,“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樵曾“派王铁民、许志远、蔡克强和我(笔者注:朱大刚)一道回沪锄杀日军。到沪我同许志远、张××为一个小组,两次杀死三个日军。”此类事件中,造成影响最大者,当数1935年10月9日“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刺案”。此案执行者叶海生,系十九路军留沪代表,福建事变时,“受命设置秘密机关,搅乱南京政府军的后方,暗杀政府要人。”事变失败后,赴港与王亚樵合流。中山秀雄被杀后,日本政府向南京强势施压,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流言四起,上海陷入全面混乱。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通过暗杀日本人,来将南京政权推向更加水深火热的外交困境的做法,在西南军阀内部,相当流行。据桂系骨干刘斐披露,1936年夏,“那时两广为了反蒋,确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当时且有派翟歧卿到蒋统区去暗殺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

正因为王亚樵暗杀集团,有着如此深的政治背景,且如此活跃,南京政府不得不命军统局倾注全力以解决之。1936年,王亚樵及其暗杀集团骨干,应李济琛之邀,自香港转移至李的老家广西梧州隐匿,军统获悉后,派人秘密潜入梧州,将其击毙。惟王亚樵虽死,充当底层刺客之爱国青年,其拳拳之心,已付诸军阀私利,良可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