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赴印度与达赖密谈内幕

新浪博客

新中国还在胎动的时候,毛泽东就以其战略家的眼光,开始筹划解放西藏的谋略:

“经营西藏,不吃地方”。

要重视做达赖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1951年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十七条协议”。第一条就是要促成达赖与班禅的友好。

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时,让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然而,噶厦上层仍然对中央心怀鬼胎,妄图控制达赖,挟持出国,图谋“西藏独立”。

1951年,他们带着达赖逃到亚东,再往前一步就到了印度。

1956年,达赖与班禅双赴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达赖又被境外的夏格巴等分裂分子包围,他们企图劝达赖流亡印度。周恩来总理利用访印之机,三次与达赖及其随从长谈,苦口婆心劝其回藏。

1959年,达赖逃亡之后,中央为他保留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达5年之久,也是希望他迷途知返。中央还通过各种途径,向他打招呼,劝其放弃分裂主张,结束流亡生活,回归祖国。

1978年开始,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开启改革开放先河,他再次向达赖伸出了和解之手。成千上万的流亡藏胞心向祖国,回归定居。达赖及其追随者也开始了与中央的秘密接触与谈判。

十多年来,中央政府满怀诚意,仁至义尽。达赖却拿谈判当游戏,讲条件,无诚意,多次丧失和解的机会。

周恩来苦口婆心

1954年,中印关于西藏地方事务的协议签订之后,印度在西藏的特权被废止,双方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了两国的友谊。但是,印度那边有些人并不甘心,他们还想玩玩西藏牌。

1956年,机会来了。

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达赖、班禅发来邀请书,请达赖、班禅赴印参加这一千年盛事。达赖本人表示愿意前往印度参加这一活动。

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分析西藏形势,考虑达赖此番出国,在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包围下,会有一时不愿返回西藏的可能,反动分子也将会趁机掀起叛乱,西藏将会出现更严峻的形势。

张经武请示了中央,中央答复同意达赖赴印,认为不让去不好。他前往罗布林卡去见达赖,转达中央意见。

他说,达赖是否去印的问题,完全由达赖自己决定,中央是完全信任达赖的,是尊重达赖的。我们决定不派任何人陪同,由达赖自由来去。

张经武还劝告达赖:“赴印是否可乘飞机,不坐汽车,不要经过噶伦堡,噶伦堡那地方情况复杂,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还是不走那里为好。”

达赖沉默寡言,对乘飞机还是坐汽车问题,没有表态。

此后,西藏地方政府开会决定,达赖赴印度不坐飞机,而乘坐汽车前往。

张经武认为,西藏地方政府坚持乘坐汽车,是心怀鬼胎,定有阴谋。于是,又请示了中央。

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张经武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本来应该参加的,但因西藏不能分身,没有赴京出席。他正在西藏处理达赖、班禅赴印访问之事,他的电报到达了北京。

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谈到达赖访印问题。

佛菩萨死了2500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乘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

11月17日中央电示:

“达赖、班禅和他们的主要官员出国访问时,在国境内的一段旅程中,要尽一切力量做好沿途各项工作,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对达赖离开西藏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也要加以充分估计,要设想到达赖他们出国以后一时不愿返回西藏是有可能的,反革命分子趁机进行破坏,甚至掀起叛乱也是有可能的。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有应付恶劣情况到来的充分准备。”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决定派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和工委统战部副部长陈竞波分别陪送达赖、班禅到亚东。然后,由印度派车接入印度。同时,西藏工委、西藏军区也从可能发生最坏情况考虑,以防万一,在防御方面做了准备。

11月20日,达赖一行离开拉萨,到达日喀则。22日,达赖、班禅离开日喀则。25日,达赖、班禅抵达印度新德里。

达赖这次访印,中央人民政府没有派人陪同,他们出国后的行动,是由他自己掌握处理的。

听说达赖喇嘛访印,早年居住在境外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立即追随左右,准备包围达赖喇嘛。

达赖及其随行人员一踏上印度国土,居留在噶伦堡的反动分裂头子夏格巴、达赖兄长嘉乐顿珠便包围了达赖。旅居美国的达赖长兄当才活佛也赶到印度,来到达赖身边。

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支持下,阴谋策划“西藏独立”。

此时,印度噶伦堡已成为从国内藏区逃亡出去的叛乱分子和各种反动分子麇集的活动据点。

分裂主义分子上书达赖喇嘛,要求他长期留在印度,组织流亡政府,领导“西藏独立”活动,并在达赖喇嘛随行官员中进行分化策反活动,威逼利诱一些人同他们合流,而对爱国进步人士则进行孤立和恫吓。

他们还从噶伦堡挑选派遣一些叛乱骨干潜回西藏,同西藏内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勾结,阴谋策划在拉萨等地发动叛乱,然后再以“西藏境内已乱,安全无保障”为借口,强行把达赖喇嘛及其随行官员阻留于印度。

一时间,西藏内部谣言四起,叛乱分子、分裂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猖狂活动。反对民主改革,分裂祖国统一,进行武装叛乱等,会合成一股倒行逆施的浊流。

达赖那时还年轻,在西藏身居高位,在西藏僧俗民众中也有很高权威。但西藏地方政府的实权却掌握在他身边那些反动分子手中。达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常常不敢自己作出决断,显得优柔寡断。因此达赖此次出访印度后,迟迟不愿回国。

一些上层人士也反映,达赖太年轻、缺乏主见,常常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摇摆不定,常常受到他的经师赤江·洛桑益西、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噶伦索康·旺清格列的摆布。这些人都是分裂势力的头子,此次都随同他赴印访问。

西藏的局势日益严峻。周恩来总理万分着急。

他通过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将军经我驻印大使馆,给达赖、班禅两人发去一封电报。再次通知达赖、班禅,中央、毛主席已决定西藏至少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同时揭露噶厦反动分子阴谋在拉萨进行叛乱活动,催促他们早日返回西藏。

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11月应邀访问印度。1957年1月,访问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也在印度停留。

借去印度之便,周总理分别会见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达赖喇嘛的主要随行官员,同他们坦诚交谈,就自治区筹委会工作,西藏民主改革、团结等问题重申了中央的一贯立场,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

周总理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

周恩来与达赖三次长谈。

针对西藏上层少数人对民主改革的担心,周恩来说:“中央已决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不谈改革,六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将来如何改革,现在也不要讨论,因为讨论时反而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疑虑。现在先将自治区建立起来,培养干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将西藏的贫困状况予以改变,使大家的生活好过起来。”

针对流亡噶伦堡的夏格巴等分裂分子企图阻滞达赖回国的行为,周恩来一针见血地劝告达赖:

“现在有人想把达赖喇嘛留在印度,搞西藏独立,这是走不通的。达赖喇嘛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喇嘛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喇嘛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喇嘛留在印度,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达赖喇嘛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等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把达赖喇嘛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西藏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西藏独立也搞不成。”

针对达赖身边的某些人想搞动乱的企图,周恩来提出了警告:

“现在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三大寺也有某些想法。拉萨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他们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如果万一发生了这种行动,我们一定不能允许其得逞。”

周恩来不愧为伟大的外交家,他还利用会晤尼赫鲁的机会,希望印度在促进达赖回西藏方面起到好的作用。

周恩来久经国共谈判的桌面,是经验丰富的统战大师。

他对达赖苦口婆心的奉劝,语重心长的谈话,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分裂活动的本质,指明了他们必将彻底失败的前途,使达赖喇嘛和他的随行官员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何去何从。

在周总理谈话之后,达赖喇嘛指示其主要随行官员认真讨论中央的决定和周总理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

周恩来三劝达赖,给他以很大的教育:

达赖对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说:“这次出来,自己没有拿定主见,是一大缺点。许多人要我留在印度不回去,讲了许多西康的混乱情况,自己思想也曾经发生动摇。自与周总理谈话后,思想稳定了,随行的大部分官员也稳定了。特别是中央决定西藏六年不实行改革,以后是否改,可由西藏做主,中央完全信任我们,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深情和期望,说服随行官员,做出妥善的选择。”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耐心说服,达赖一行终于于1957年1月 22日离印返藏。但是达赖一行还是乘坐汽车,在返藏途中又在叛乱分子和外国间谍中心噶伦堡住了近一个月,直到4月1日才返抵拉萨。

在此之前,班禅额尔德尼和随同达赖赴印的阿沛·阿旺晋美早已于2月底分别回到日喀则和拉萨。

一场分裂分子阻滞达赖,流亡国外的阴谋暂时宣告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