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长女:时代造就悲剧 我从来不怨恨

新京报

几十年的甘苦荣辱,对于88岁的刘爱琴来说,都已淡然。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 对话动机

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总统普京,向32位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做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刘少奇长女刘爱琴是其中一员。近日,新京报对话刘爱琴,耄耋老人追忆自己在苏联战乱时期度过的青春岁月,以及作为刘氏长女所亲历的时代起伏。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北京报道

88岁的刘爱琴精神头儿不错,一头银发梳得整齐妥帖,衬衫搭配西装马甲,没有一丝褶皱。

晚年的她,著书追忆父亲、参加纪念活动,但更多时候,她过自己的生活。

回想多年前的文革,父亲孤独地死在开封,哥哥刘允斌在铁轨上结束了生命,弟弟入狱,铁窗内被折磨得近乎精神失常,对于她自己,第二任丈夫也在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了。

她也想过,如果生在普通百姓家,也许这一生不必这么辛苦。

问她心里有怨恨吗,她笑着摇头,“都过去了,这把岁数,不在意了。”

异国

印象最深的是“冷和饿”

新京报:俄方颁发纪念章、邀请部分中方人员参加红场阅兵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刘爱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很多革命领袖的子女都被送到当时的苏联读书和生活,我们当时就生活在国际儿童院。

俄罗斯方面定期会有表彰活动,50周年时颁发过一次奖章,今年70周年,更隆重一些。

新京报:国际儿童院是怎样的地方,你在那里生活了多久?

刘爱琴:前苏联专门接收世界各地共产党和革命者后代的一个场所。1939年,我12岁,和哥哥还有几个孩子一拨儿,途经新疆到了当时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一直到1949年跟父亲回国,在那儿生活了10年。

新京报:战时儿童院的生活是怎样的?

刘爱琴:儿童院离莫斯科二三百公里,那时我们附近也遭到过德国人的飞机轰炸。老师组织我们巡逻,年长些的孩子发把樱枪一样的东西站在楼顶,一有情况就招呼大家转移。像我当时十几岁了,就负责保护两三岁的小朋友,大的保护小的。

新京报:少年时代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刘爱琴:冷和饿。打起仗来,儿童院的物资无法保证,记得有年冬天特别冷,没炭火了,我们就把院内好多没长大的树砍掉了。我还给前线做棉衣和手套,手套要露出拇指和食指,方便扣动扳机,这个印象很深。

支边

父亲嘱咐“不要和别人争”

新京报:22岁之前,你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刘爱琴:我是1938年被接到延安的,次年就去了苏联。1949年父亲带考察团秘密访问苏联,才开始真正的父女相处。

新京报:1949年到1958年是同父亲相处最集中的时间?

刘爱琴:对,刚回国那会儿,中国话都不怎么会说了,适应了好一段时间。父亲总让我多学知识,我在人民大学学了三年后,就去国家计委工作了,面对的都是经济数据。

新京报:后来你去了内蒙古?

刘爱琴:过了几年,国务院开始精简机构,动员干部支援边疆建设。父亲问我的想法,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就被他敦促着下放内蒙古了,这一去就将近20年。他一直希望我们对国家有用,也能做个表率。

新京报:当时你愿意吗?

刘爱琴:那时候没什么愿意不愿意,时代推着你去那里。那两年物资很紧缺,我心想去内蒙古还能吃羊肉呢,后来我还给家人往回背羊肉,但他们都吃不惯。(笑)后来背得最多的是土豆,一麻袋一麻袋往回背。

新京报:那些年同父亲交流最多的内容是什么?

刘爱琴:他让我好好工作,在单位里不要和别人争什么,不要觉得我是领导的女儿就怎样怎样。但我也没和别人争什么,他总是有那样的担心。

新京报:最后见父亲是什么时候?

刘爱琴:1966年6月底还是7月初,我回北京住了一晚,当时文革已经有了苗头,各地陆续闹起来了。那次见面父亲还嘱咐我少掺和事情,不要跟着闹,没想到那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永别

最后的印象是父亲咳血工作

新京报:父亲被批斗后,你在内蒙古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刘爱琴:那当然,街上很快贴大字报说我是苏联特务。1967年初就不让我工作了。我被隔离,造反派让我交代问题,他说父亲6次叛变,至少4次我都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打,打得我牙出血、腰也坏了、小便失禁。后来又把我送到工厂打扫厕所。

文革中我前夫和我离了婚,他后来去了东北,三个孩子也没人管,那段时间非常痛苦,牵挂父亲,也牵挂孩子们。

新京报: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刘爱琴:先是哥哥刘允斌,他和我一起在苏联长大,是个特别刻苦的人,也最听父亲的话,一辈子都一门心思做核研究。1967年,他在包头市北的铁路上卧轨自杀了。

接着是弟弟允若,文革一开始就被关了,关了8年,整个人生都毁了。出来没几年就死在自己独住的农家小院里,很惨。

最后是父亲,1969年11月,他死后两三天,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父亲死了。

新京报:你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

刘爱琴:在被子里哭,也不能太大声,就一直哭,大概有两天两夜。

新京报:对父亲最后的印象是什么?

刘爱琴:头发全白了,我白头发也是遗传他,早早就白了,他身体不好,一直有肺病,有时候甚至会咳血,但是那些年都是坚持工作,周围的人都劝不住。

新京报:你并不认同哥哥结束生命的方式?

刘爱琴:个人有个人的选择,他内心承受得太多了。很多人问我怎么熬过来的,具体我也说不出来,但那时就是有个念头——不能死。那些人诬陷我父亲和家人的(内容)我一个字也不信,我坚信真相总会大白,我得等那一天。

新京报:从父亲去世到被平反差不多有10年,一直是这个念头支撑你?

刘爱琴:经过文革,我母亲这三个孩子就剩我一个。有个场景一直反复出现,我们老家是湖南,当地的农民写信给父亲反应农业生产的问题,他都一封封亲自回信,还托人带话说如果农民写字不方便,就直接来找他说。政治上的东西我不懂,但爸爸一直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我相信这些事是会被后人知道的。

晚年

希望我的孩子远离政治

新京报:父亲被平反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刘爱琴:那段时间,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太长了。反正是该等的等到了。

新京报:之后你写了关于父亲的书?

刘爱琴:有出版社联系我,后来就写了《我的父亲刘少奇》,算是一个追忆和怀念。

新京报:你的人生很多时候被父亲决定和牵连,加上他的严厉,心里有没有怪过他?

刘爱琴:父亲始终是父亲,他的很多决定,在他的角色看来,有他的理由。一个女儿怎么能怪自己的爸爸呢,我没有怪过他。至于牵连,那是时代的悲剧,不是父亲的错。

新京报:经历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假如我不是刘少奇的女儿、我生在寻常百姓家就好了”?

刘爱琴:怎么不想?想过很多次,如果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儿,一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但我也没觉得,是刘少奇的女儿就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也不抱怨这个。

新京报:心里没有怨恨?

刘爱琴:怨恨谁呢,时代造就的悲剧,早就看淡了。几年前我还回过一次内蒙古,和文革中审查我的人一起吃饭,有些人已经不在了,心里没有怨也没有恨,都过去了。

新京报:现在的生活如何?

刘爱琴:生活挺安宁的,我享受现在的安宁,我们这批去苏联的孩子定期聚会,上次俄罗斯大使馆发完纪念章,第二天我们就聚会了,做俄罗斯菜,唱当时的歌,大家都用俄语交流,跟小时候一样,挺开心的。

平常我特爱遛弯儿,早几年,清早5点就起来,坐地铁到颐和园,溜达一大圈儿。也喜欢看书,最近我总谴责自己,七七八八的活动太多,好久没看书了。

新京报:几个孩子呢?

刘爱琴:他们都长大了,最大的已经60多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家有第四代了,快一岁了,四世同堂,挺好的。

新京报:会愿意小辈们从政吗?

刘爱琴:不愿意。我父亲以前总说我不懂政治,活了大半辈子,我也没真正地懂政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都远离政治,平安开心地生活,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