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期间课外阅读中的《红楼梦》

红楼梦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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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在清末民国语文教育中的接受》( 《红楼梦学刊》2011 年第5 辑) 一文中,我曾分析了1902—1949 年间《红楼梦》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接受与解读,探讨影响其接受的政治、文化、文学和教育等因素,主要从教科书节选《红楼梦》作为课文的角度,略及它在学生课外阅读中的接受情形。本文则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进一步呈现民国期间( 1902—1949) 《红楼梦》在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中的情形。

一、清末民初( 1902—1919)

1902—1904 年现代学制确立至1920 年白话文教学确立之前,中小学语文教育以学习“应用的古文”为主要教学内容,阅读的是类似《古文辞类纂》之类国文教科书,写作的是桐城派古文。虽然1917 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了新文学运动,主张阅读《水浒传》《红楼梦》等白话文学来造就国语,但是,在白话文教育尚未推行之前,在以读写实用性文言散文为主的思想的影响下,作为白话小说的《红楼梦》自然就不会进入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甚至是被禁止学生在课外阅读的。正如沈仲九所说的: “国文”改为“国语”之前,“教国文,他的取材范围,只用六经诸子以及唐、宋、明、清的古文; 至于小说、戏曲和国语文,不但不教,而且禁止学生阅看。”

二、“国文”改“国语”之初( 1920—1921)

1920 年,教育部接受了周作人、胡适等人提出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案》,训令小学改“国文”( 文言) 为“国语”( 白话) ,以期“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同年,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明确指出,《红楼梦》应被选作课文,要选用一种“‘洗净了的版本’( Expurgated edition) ,把那些淫秽删节去,专作‘学校用本’。”南开大学教员何仲英在《白话文教授问题》中称: “《红楼梦》描写人情世故的地方”用了许多方言,所以“能够做模范文”。然而,在国语标准尚未确立之前,用内含大量北京方言的《红楼梦》做教材,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在当时出版的《白话文范》等国语教科书中并没有见到《红楼梦》的选目。

不过,《红楼梦》在课外阅读中广受欢迎。一是因为白话小说地位提高,而《红楼梦》是其中的代表。二是讨论“问题”与“主义”的思潮高涨,而这在《红楼梦》中有集中的体现。沈仲九称: “国文”改为“国语”后,只有少数学校完全教文言古文,多数学校兼教白话文,“虽然也有不以小说、戏曲当做正功课教的,但是完全禁止学生阅看的事,总是不至于的。教材取材范围的推广,是国文教授新趋向的一种。”周予同也说: “到了现在国语文胜利的时候,许多人就排斥一切,大教其白话的戏剧小说。”课外阅读《红楼梦》等白话小说成为一种风尚。作家丁玲曾回忆1921 年她在长沙周南女校课外选择读物的倾向时也提到了《红楼梦》,她说:

我那时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古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甚至唱本《再生缘》,或还读不尽懂的骈体文鸳鸯蝴蝶派《玉梨魂》都比“阿Q”更能迷住我。

可见,在丁玲这样一般中学生的眼里,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的《红楼梦》比反映国民劣根性的《阿Q 正传》更能激发自己的阅读兴趣。

1984 年,语文教育家蒋仲仁曾回忆1922 年读前期师范( 初中师范) 时和丁玲相似的课外读《红楼梦》的倾向以及当时愉悦的阅读心境,他说:

印象最深的是读《红楼梦》,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叫《石头记》的两厚本。年轻记性好,黛玉的《葬花诗》,贾宝玉的《姽婳词》都能背诵。不懂得作品分析,连曹雪芹高鹗也不问,更不知道什么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不会从“叛逆性格”去认识贾宝玉,只觉得宝二爷住在怡红院,怡红快绿,有袭人晴雯这么美丽的姑娘侍候,红袖添香读书,满幸福的。今天正在开展《红楼梦》的研究,想必会研究“中学生怎样读《红楼梦》”一类的课题。有了研究成果做指导,不会像我们那时候的幼稚和胡涂了。

虽然他说自己当年读法有点“幼稚和胡涂”,似乎不认同当初所采用的这种“自然”的读法,但是60 多年后他仍然能鲜活地表达出初读《红楼梦》时的直感,而且从他使用“不知道”“不懂”及“不会”等字眼中,也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反对后来所盛行的这种“教学”读法。

此时,虽然国语教科书中没有出现《红楼梦》中的篇目,但是因为当时多数教师采用自编教材,而《红楼梦》本身又涉及了当时社会上所热衷讨论的多种问题,又是白话文学的典范,所以在实际教学中《红楼梦》肯定有时会被作为自选教材来使用,如1922 年薛竞在《中学国文教授的我见》中批评当时的国语教学时就提到《红楼梦》被一些教师作为教材普遍使用的情况,他说: “新式人物,这般时髦的少年,并没有澈底的觉悟,真正的了解。扛了一个文学革命的大旗,到处呐喊胡适之、陈独秀……就是他们的祖师; 《红楼梦》《水浒》……就是他们的利器; 《白话文范》《国语文类选》……就是他们的经传。目杨雄、司马相如为怪,指文选派桐城派为怪; 开口说古文没有研究的价值,古籍没有整理的必要; 读了几部西文,便半通不通,似通非通的写了一大篇,说这是新文学,这是文学的正宗。近来出版物,用白话文做的,有时竟比古文更难懂,有时噜噜嗦嗦好像乡下老妇人吵嘴一样。唉! 这就是新文学吗?”又如1934 年有人批评1919 年前后的中学国文教学时称: “自文学革命”之口号倡行以后,举国青年,不究其是非,但惑其新颖。于是为教员者,惟恐被开倒车之讥,尽弃其旧,而谋其新。桐城派一变而为创造社,红楼梦一变而为教科书。”显然,这里的“教科书”是指教员上课采用的阅读教材或指定学生课外阅读的书目。

虽然“学生以为《红楼梦》是文艺作品,而教员以为是淫秽之书”的情况也不时出现。多数守旧的教员在课内不讲《红楼梦》,不过还是有许多学生在课外阅读《红楼梦》,也遭到这些教员的反对。曹聚仁回忆1915 年秋天至1921 年在杭州第一师范( 中等师范) 读书的情形时说: 该校国文教员兼舍监夏丏尊没收他们所读的小说,不过因为“《新青年》提出了反桐城派古文,反文选派骈文的口号”,而且主张读写“的、了、吗、呢”之类的白话文学,所以“我们追随《新青年》的号召,把以往被夏丏尊所没收的《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搬到教师室中,让它们代替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的地位。”

其实,在课外阅读书目中《红楼梦》也常被家长列入禁书的行列的,如1920 年寤寐女士称:

当我在小学校里毕业的那年,恰巧我的父亲出外谋事去了,于是我家里那只素被禁阅的书箱开放了。我从这只书箱里,检出无数久被污蔑为淫书的哀情小说来,如《石头记》《六才子》《琵琶记》等不下数十种,但我最爱读的还算《石头记》,因为《石头记》非但从绝妙的词句里,能够看出十二金钗每个人的个性来,而且还可以当做一部最好的文学书籍阅读。因此,《石头记》给我的印象,使我増了无限的爱读小说的怪癖。

当然,无论家长还是老师禁读,都没有能阻止《红楼梦》在中小学生被广泛传阅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