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清代历史上的最大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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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一个“统治着四亿人民的太后”,在六十大寿的当口,为自己修建一个退休养老的去处,算不得过分,更何况清朝帝后的万寿(生日)、大婚,辅张早已成了习惯。依照清制,帝后的万寿,与元旦、冬至并列为三大节庆,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皇太后的生日叫圣寿节,这一天,太后、皇帝要一起在慈宁宫里接受朝贺,慈禧垂帘听政后,受贺地点改在养心殿。更何况慈禧的六旬整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六十为一轮花甲),更是敷衍不得。对于一个久历深宫的女人来说,那几乎是她一生的心愿所系,更何况慈禧是一个无夫无子无女的孤老太婆。当年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寿(公元1713年)和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公元1790年),都举行得吉祥隆重,难道轮到她,就成了罪过?

(图注:慈禧太后在颐和园,1902-08)

当年乾隆爷大办万寿庆典,还有他修建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扩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那是因为老爷子钱包鼓,腰杆硬。我们不妨晒晒乾隆时代的财政状况: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到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19年里,户部银库只有三年存银在三千万两以下,其余年份皆在三千万两以上;乾隆二十年(公元1796年)至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存银大多为三四千万两;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存银为五千余万两;自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只有两年存银在六千余万两,其他各年存银都在七千万两以上。历史学家说:“秦汉以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位皇帝的国库存银有乾隆年间的库银多。”所以他曾四次普免地丁赋税,三免八省漕粮。至于兴建清漪园,只花费了不到五百万两。这钱他花得起,也有资格花。

乾隆的时代,在南方,两征廓尔喀,用兵缅甸,进剿安南;在西南,平定大小金川;在西北,统一回部,接纳土尔扈特回归,两征准噶尔。那时的清帝国,威风八面,势不可挡。

(图注:乾隆万寿庆典图)

相比之下,慈禧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入宫那一年春天,一年前在金田起义中组成的太平军已经攻破广西省城桂林,接下来兵不血刃地占领道州、岳阳,随后水陆开进湖北。第二年初离开武昌时,太平军已是旌旗蔽日、征帆满江,号称“天兵”百万。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慈禧生下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那一年,太平军大破清军的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同时,内患在迅速蔓延,除去已经发生的捻军、天地会起义(包括小刀会起义、红钱会起义等),在云南,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马德新等领导的滇南回民起义,李文学等领导的彝民起义等,都在这一年发生。“仅仅是一个太平天国,就使得咸丰帝尽力衰竭,面对如此众夥的反叛该施以何策?”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那一年秋天,英国人也掺和进来捣乱,三艘英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俄、美又趁火打劫,逼大清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之后又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其中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战争赔款(分别赔偿英法四百万和二百万两)等,皆对大清帝国造成极大内伤。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慈禧以垂帘太后的身份正式登上清朝政治舞台那一年,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都被先后镇压下去,大清帝国暂时缓了一口气。但国际危机并没有解除——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英国人入侵了西藏,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在东面也不太平,与“同光中兴”同时,被视为东瀛小国的日本开始了与大清的竞赛,至此,大清帝国已经是前狼后虎、四面是敌。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明治维新只有六年的日本就开始欺负大清,举兵入侵台湾。咸丰的告诫,已一语成谶:“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安乐了。”慈禧的政治生涯,没有几天的安宁。要带领大清从四面楚歌中成功突围,连道光、咸丰都办不到,又何以苛求慈禧呢?

我曾说过,大清王朝的盛世光景,到乾隆朝就早早收场了。268年清朝史,康雍乾三帝占了137年(包括乾隆当太上皇的三年),占了一半还多。纵然嘉庆皇帝胸有凌云壮志,也抵不过整个王朝的自我消蚀。终于,道光之后,属于这个王朝的光环一点点暗了下去,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一路败亡,剩下的62年时光(自道光驾崩到宣统退位),来自北方草原的雄健体魄在与后宫女子的柔情媚骨结合以后,皇室后代的眉目越来越清秀,身体和性格却一个比一个羼弱。他们一个比一个死得早。死亡,就像一个不祥的谶语,笼罩着整个王朝,以至于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死去之后,这个王朝连一个直接继承人都找不出来了。这个朝代,占据着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大版图,一度纵横万里如虎,却终脆弱得连梧桐夜雨、芭蕉声碎都承受不起,耀眼的荣华,转眼便是江山日暮、寒鸦夜啼,留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人生有时充满荒谬,当一个人费尽心机地达到他向往已久的目标时,那个目标本身的价值已经悄然消解,就像我前面写过的吴三桂,我的朋友张宏杰曾这样评价他:“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就在吴三桂兴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脚下所踩的原来是座冰山,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幸福之源。”

将吴三桂比作慈禧,显然是不恰当的。吴三桂生活在明代,慈禧生活在清代;吴三桂是男人,慈禧是女人;吴三桂是人臣,慈禧是“主子”。这决定了他们的机遇、处境,都大相径庭。尽管吴三桂后来称了帝,但也不过是一种权力自慰而已,除了加速死亡,什么作用也起不到。然而,二者之间,还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有野心,又都不幸赶上了王朝能量的衰竭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也是不稳定的。

就拿慈禧来说,当她终于爬到了权力高峰,准备主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格局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变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屡败屡战的王朝,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她吃尽苦头。在历史上,还找不出几个最高权力者被打得离宫别庙,流落他乡,而她自己,竟然成了庚子之战后西方八国准备惩处的首要“元凶”,后来她让李鸿章与西方人周旋,杀了一批替罪羊,才勉强保住自己的命。她爬得越高,她心中的惊恐、惶惑越强烈,她已经无法驾驭时代,反而被时代左推右搡、难以立足。她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权力在给她带来锦衣玉食,也给她带来她无法负荷的残酷。

我时常在想,假若在《红楼梦》里,她究竟是手段干练、面艳心狠的王熙凤,还是看透了危局、又心犹不甘的贾探春?

所以,对慈禧来说,获得最高权力是大幸,但在这个时代里当权却是大不幸,否则,即使她再暴虐、再奢侈,也都是权力者的标准形象。仅就清朝而言,论暴虐,她比不上雍正;论奢侈,她比不上乾隆;论无知,道光跟她有一拼(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那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到底在什么地方),更何况中国历史中几乎每一位成功帝王,都无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然而,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中,她的名声最臭。

在更多人看来,“嬴政通过贪狼强力、寡义趋利的残酷屠杀满足他变态的虐待欲,武则天则异乎寻常地沉迷于与美少年的性交往。不过,这都是他们生活的次要方面。他们是历史上建立了非凡功业的帝王,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人们获得的主要印象。”也就是说,这些帝王在历史上都是有建树的,“功大于过”,因此,他们无论多么残虐荒淫,都可以接受。唯独慈禧十恶不赦,因为在她的统治下,中国割地赔款,一败涂地。

于是,慈禧对内政外交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她在晚年“新政”中推行的法制建设等等,都被一笔勾销,不能再提,否则就是为历史罪人的脸上贴金。胜利者一切都好,失败者一无是处,中国人的极端思维,在慈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慈禧或许不会想到,庚子之败后,她把一大批替罪羊拉上了法场,而事到最后,她自己竟然成了清代历史的最大替罪羊。

她替了谁?她替了乾隆,因为乾隆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拒绝了英使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她替了嘉庆,因为当另一位英使阿美士德来华,嘉庆再度闹得不欢而散,英国人两次平等的外交和通商努力失败,才干脆软的不吃来硬的,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打到家门口;她替了道光、咸丰,因为与他们的父祖相比,观念丝毫没有进步,他们对“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也与时代完全脱节。对此,费正清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平等条约开始于中国普通民众尚未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时代。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内,他们仍然受着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即政治是皇帝及其官僚们的事,而且要地方名流的支持。在这种古老的秩序下,现代的民族主义绝活有所表露。相反,清政权所关心的主要是维护中国地主—文人学者统治阶级对它的忠诚,并借此镇压一切可能在农村平民中掀起的骚动及反清叛乱。”在这样的观念下,两次鸦片战争,把大清帝国打得体无完肤,通商赔款还不算,洋人还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山河泣血,满目疮痍,这些历史欠账,慈禧一人之力,如何还清?

此时,慈禧那日渐衰老的身体,已不再是两性冲突的战场,却成了时代冲突的前沿。

(图注:慈禧在颐和园)

当然,慈禧既然生活在这个年代,就要为她自己的年代负责。在她的年代里,不乏曾胡左李这样的中兴之臣,也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新锐改革者,倘形成合力,天下或有可为。无奈,形成这合力的机缘,都在她的手中一一错过了。

翁同龢在甲午战前拼命挤兑李鸿章这些开明的洋务派,甲午战败后却又支持变法;戊戌变法后(公元1898年),李鸿章自称康党,可惜早已经靠边站,没有了力挺康梁的实力;而当庚子战败后(公元1900年),慈禧幡然醒悟,开始了比戊戌变法更加猛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启动了立宪议程,然而,此时康梁早已逃亡国外,死要面子的慈禧又执意不肯为康梁、还有被她杀死的戊戌六君子平反,而思想开明的奕訢、李鸿章,也早已不在人世。

总之,党争、利益关系,把朝廷分割成无数碎片,让人眼花缭乱,清末的政治版图,终是一盘散沙,任凭谁也捏合不起来。时也,运也,命也。慈禧终归做过一些努力,而她所有的努力,又都在她六十大寿的喜庆气氛中灰飞烟灭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终究,她是一介女流,过于关注自我,眼界不会像我们今天期望的那样深广,她太在乎吃喝拉撒、婆媳关系这些家长里短,还有那永远难以满足的虚荣心——为此,她苦熬了半世,付出了漫长的等待;同时,她又是叶赫那拉的后裔,出生于满族官宦之家,是被传统的权力文化滋养大的,因此也不可能比她的前辈干得更好。张宏杰说:“她的政治技巧使她完全能够跻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长的文化氛围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惰性,度过重重劫难。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

她的身体成为各种冲突的焦点,但对她来说,身体就是她冲不出去的围城,无论怎样精心装扮,都敌不过它在岁月中的衰朽,最终沦落到为一具干瘪的尸体,在一场隆重的葬礼过后(公元1908年),被放入清东陵深深的地穴中。

(原标题:清代历史上的最大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