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 这个时代不再出产诗人里的幸运儿

南方人物周刊

经汪国真工作室确认,诗人汪国真今晨去世,享年59岁。汪国真1956年生于北京,1979年在暨南大学中文系期间,开始发表诗作。这张照片拍摄于汪国真北京家中,当时,汪多数时间里是在写字画画(摄影/姜晓明)

文 | 吴虹飞 张莹莹

本文曾发表与2008年《南方人物周刊》

又见汪国真。国字脸,大眼镜。除了岁月略有痕迹,似乎和十几年前正当红的他,并无多大改变。只是他的身份作了大转折,由诗人变成了书画家、作曲家。

甫一落座,他就掏出2003年出版的《又见汪国真》、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古诗词配乐专辑《小学生必修80首古诗词》、发表有他书画作品的报纸及台历,最后是一幅字,4平方尺。“据说你的字是2000元一平方尺?”“那是以前的价钱。”“现在呢?”汪国真不答。

1990年春天,某中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学生们不在听讲,而在传抄着一个叫做汪国真的人写的诗。老师回家后,与在学苑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的爱人孟光聊起,孟光敏锐地感觉这是一次出版商机。

辗转周折,学苑出版社找到汪国真,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为承诺,在23天内,出版了汪国真首部诗集《年轻的潮》。汪国真一炮走红。

18年后,汪国真在音乐轻柔的咖啡厅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北京的冬天灰蒙蒙一片,狂风乱作。他驾着一辆别克君威,阔谈人生之隐忍和意气。他重复了数次“天上掉馅饼”,相较于苦心经营、出头无望的当代诗人,他惊喜,志得意满,却依然告诉人们必须“从容,淡定”。他对自己颇为自信,也不认为自己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十几年来,他依然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部,与同事们关系良好。他大部分时间不坐班,时常在外地游走。他不失时机地对领导的呵护和理解,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

汪国真祖籍厦门,父母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劳动部。1956年,汪国真在北京出生。机关大院长大的汪国真,在父母的影响下,八九岁时接触《三国》、《水浒》、古诗词,又通过大院间的互相借书,读了《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我们班40多个人,四五个能够上高中,主要工农兵子女。一部分去插队,还有一部分进工厂。我的幸运呢,就在这里——我被分到工厂了,开X51立式铣床。”“那不是童工吗?”“就是童工啊!”汪国真说,“才15岁,最怕上晚班,总打瞌睡。”

就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汪国真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荒废时间在打扑克与乒乓球上,“要说学习吧,也就偶尔看看小说。我以为自己要一辈子当工人了。”心有不甘。他认为自己的领悟能力还可以,因为曾经获得北京仪表局铣工比赛第一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他凭直觉感到“要在很短时间,改变命运”。他早知道暨南大学各方面条件比较好,“还有游泳池”。1978年9月,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时年22岁。他感到他的好日子来了。

“考文科有点违背我的初衷。”他说。他本来是打算考理科的。大学期间汪国真成绩一般,“我做事凭兴趣,对分数历来看得不是很重,特立独行,但并非性格古怪的。”他开始写作,形式是诗歌。从实用角度看,那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字数最少的。他自有“谋略”:“我的字差到连毕业论文都是找人誊写,编辑要看我的字会非常费劲。我这个人比较善解人意,我就要替人家考虑。你写得长,编辑没人认真看,即使写得不错,也是白写。诗歌字数少,可以让他在厌烦前看完。”汪国真表示他看过朦胧诗派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但是受影响很小。他的同班同学张润森则表示,“他写得很多,但写得很差。”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午饭,同学陈建平说,《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他有点半信半疑。饭后他去图书馆,知道《学校的一天》发表了。几天后,他收到了编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

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从此,他常去阅览室,记下地市级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90%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当时写和投都很随意,对自己要求不是很高。”也有人认为他有极强的“发表欲”,但他认为自己是“有事业心”的人。1986年,已是而立之年,自觉一事无成,他有紧迫感。

《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他开始收到读者来信,询问哪里有他的书。

“汪国真年”

1990年是汪国真年。

《年轻的潮》首印15万册,此后数次再版,达到60多万册。“年轻”系列印数总计超过100万。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盗版书,“加上盗版,我的书总数超过一两千万。”

《年轻的潮》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个月内卖出5000本。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有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的纪录。库存卖光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自己当时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火起来了。命不错。”

他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应付每天给汪国真的几百封来信,将收发室人员由1个增至3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内容都有,诉苦的,要求指正的,求爱的。后者一般会很含蓄,夹朵花,叠个什么东西,也有寄照片的。”也有女军官来信告知,她生日时,“收到8本汪国真的诗集”。

他受邀去全国40多所院校讲学,其中北京30余所。“这个跟经济收入没有联系。”由于演讲后学生纷纷冲上来要求签名,校方不得不组织人员拉成人墙护送其通过。

谈及诗歌的“传承”,汪国真自认为汲取了“李商隐的警策、李清照的清丽、普希金的抒情、狄金森的凝练”,“当然,我尽可能做到汲取百家之长,融会贯通”。虽然当时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仍在中文系有所提及,但汪国真自认“我的诗离政治比较远”,“根据我的创作经验,诗歌就是从生活中来”。都是一些类似于真理的大白话。

36岁才结婚。当时写诗的时候,“感情生活还是一片空白”,但他擅长于把一件事情进行概括和总结。比如他与浙江团省委的朋友游西湖,友人自然觉得景色每日看惯,惘然不觉有诗意,而汪国真则“心有所动”,写得出诗来。他依靠“感悟”写诗,讲求“诗眼”,把“感悟”分了行,如格言体,“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印在明信片上,工整的庞中华字体,中学生毕业了赠送同学,励情励志,着实应景。

“生命总是美丽的”,不管汪国真是否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依然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很美丽”。“要是大家都去审丑,我觉得会很无聊。”对于人生,他是乐观,自信,逍遥,不愁前程的。

汪国真的诗大红后,似乎后无来者,前无古人。但是拜互联网之赐,格言体作家层出不穷,后来者有安妮宝贝、郭敬明等。只是现代人的口味与风气大为转向,当时以乐观,积极,促人深省为美,现在多为伤感,孤独,旖旎之作。汪国真表示,他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他那时是稿费制,一般人10行诗无非40元,出版社给他80元,他已经感觉是天上掉馅饼。

“河南18个市我只剩下两个没去过了”

成名后,应酬众多,不仅是签名,还常被人索要题字。盛情难却,字又拿不出手,1993年,汪国真开始练习书法。练了1年,每天1小时,“后来没时间练,但已有了很大改观了。”他用毛笔写信,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章桂征收到,便约他出书法集。“我出什么书都畅销。”他还是觉得能拿得出手的不多,于是将诗、文、书法结集在一起。

此后一发不可收。至今,汪国真的墨迹已遍布南北,尤以河南、山西为盛,“河南18个市我只剩下两个没去过了”,并深入各领域。他常举的例子是香格里拉酒店,主管们有人读过他的诗歌,经过商讨,一致认同请他写一种红酒的酒标。

汪国真信奉“与人为善”,为人随和,因此人缘不错,朋友众多,“有新闻文化界、书画界、音乐界的,也有很多政界的朋友。很多地方邀请我去给他们写歌、题字,往往是政府出面。为什么很多事情会找到我呢?因为这批人往往是我当年的读者,虽然事过多年,他们现在在商界和政界开始掌权,但这个情结还在。”

河南焦作的青天河风景区,已请人题好字,却因汪国真莅临,领导表示,请汪老师重新再题。“领导希望写得更漂亮一点,找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人来写。”也常有地方官员出书请他写序,他概不拒绝,前阵子便接受了开封市委组织部长和驻马店检察院检察长的邀请,“他们给我带来很多机会。”他说。

大众文化工业链上的汪国真走的是这样一条平稳而显赫的路,与外地官员联系,京城诗人汪国真荣耀且矜持;与商界要人配合,文化名人汪国真平和而清远。他无需炒作,只是不妨推波助澜,因为他坚信大众对他一如既往地支持。前几年,四川某报爆出汪国真做火锅店穷困潦倒,汪大为生气,状告该社,获赔2万元。

“我的盗版书是大陆诗人中最多的”

近年来,汪国真自学作曲。徐沛东还给汪国真的一首诗《挡不住的青春》谱了曲,作为电视剧《万岁高三(2)》的主题歌,演唱者是蔡国庆。2003年10月,汪国真与山西北武当山风景区合作,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发行1万张。2006年,双方再度合作,《名家歌颂北武当》DVD专辑推出,歌词相当直白。

此后,汪国真开始给古诗词配曲,计划完成400首,现已完成300余首。“你看我现在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写诗,书法,音乐。可能以后我会花点时间,在画画这块钻研一下。”他已有了他的大众传媒计划。

他的大学同学,有人从政,有人经商。有人是新华社广西分社社长,有人是华夏银行深圳分行行长,有人是暨南大学副校长,甚至有人是香港特首的特别助理。“倒是像我这样人文艺术领域里的少。”

汪国真仍旧写一点诗,数量不多;天天看报纸,关注国际大事,比如前些年的“9·11”和不久前的贝·布托遇刺;事务繁忙,除了出席各类颁奖活动,还在筹备春季的画展;与地市官员联系密切,“1年12个月有8个月在外面”(汪的朋友张宝瑞语);接受采访频繁,早已“触电”;利益往来之间,有经纪人为他打点;相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自认在这方面“虽然我有一点名气,但跟一般普通人没什么太大差别”。

他回想不起有过什么重大挫折,也不会像通常人们印象中的诗人那样理想主义到了癫狂之境,他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冒傻气”的事;他的很多同学在政坛上有所为,他也不排除自己从政的可能,“我做事相对来说比较严谨,也比较适应机关那一套”;五十知天命,他注重保养,“顺其自然”这个词被他无数次使用。当然,还有“幸运”。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笑容和十几年前印在诗集上的照片一模一样。

对话汪国真

人物周刊:你的同学张润森曾说你是个有出版欲、不甘寂寞、不甘人后的人,你对此认可吗?

汪国真:我觉得我是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人,不甘人后。我要顺其自然,并非一个爱钻营的人。钻营太累,效果也不一定好。你想出书,你诗写得不好,谁给你出啊?

人物周刊:你的诗歌曾经受到大众的欢迎,也遭到不少批评,你如何看待?

汪国真:对于诗人来讲,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人民是什么?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它是一个整体。如果你否定了大众,那你的人民如何谈起?当然,除了人民的看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吗?

汪国真:我这么跟你说吧,昨天广东旅游出版社来跟我谈《汪国真诗文集》再版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新华书店,我的书还是很容易找到,从来没有断过档。你可以了解一下这将近20年来,中国诗人的诗集摆在书店不断档的,有多少人?我的盗版书是大陆诗人中最多的, 我自己就收集了40多本。我没有听说大陆其他诗人有盗版,而且一直盗版到现在。

人物周刊:你这样有名,给一些比较小的地方官员写序,有没有觉得放低了自己的身份?

汪国真:一方面,你不能说官员写的诗水平就不高,苏轼是官员,辛弃疾是官员,白居易、元稹也是官员,他们写的诗不一定不好,甚至很多官员写的诗很好;另一方面,我这个人是重感情的,就算不是官员,我也会平等地跟人交往。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他喜欢我的诗,常常给我打电话,当时他还在看仓库,我就请他吃饭,虽然后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编辑,这个编辑又约了我的书稿,但是在我跟他交往的时候,没有任何想法。一个人怎么能那么势利呢?要平等地去对待别人,他是善良的,真诚的,这就够了。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一个男人的成功?

汪国真:成功就是在他喜欢的事业中被人们承认。金钱美女?在当前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标志。我想一个异性她不太可能欣赏一个不成功的男人。连孩子学费都需要女人去奔波筹措的,这样的男人能有多少女人欣赏呢?完全不考虑经济因素的感情有吗?肯定有,但不是非常多。

人物周刊:你已届知天命之年,如何总结?

汪国真: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的朋友说我总是能很快到达一个境界,比如写诗,写成了一个现象,也写到了课本里;写书法,居然写成了国礼;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顺其自然,从容面对。有人说我的诗不好,我就要证明,我不仅诗写得好,在其他领域我也是可以的。

(原标题:汪国真 这个时代不再出产诗人里的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