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严翻出手机，查了一下工作日志：“凌晨一点到四点之间。”
“现在还不到十一点。”喻兰川敲了敲自己的表盘，“案发时大概十点，这楼上有一百多个住户，所有人家的阳台都朝一个方向，十点钟的时候，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有熄灯睡觉，如果是一个盗窃团伙，你不觉得他们太显眼了吗？”
于严皱了皱眉，这时，他收到了同事的呼叫，一个女警找他：“于哥，你去哪了？”
于严：“楼下，问问目击者，怎么了？”
女警声音略微压低了一点，好像有什么不好说的事情：“有点情况，你能上来一下吗？”
于严冲喻兰川晃了晃手机，两人一前一后地站起来，跟老杨大爷告别。
临出门的时候，喻兰川忽然想起了什么，摆手让于严先走，转头问杨大爷：“杨爷爷，您一直说‘五绝’，可数来数去只有四个，还有一位呢？”
老杨大爷一愣，沉默了下来。
喻兰川问：“我问错话了，不能提吗？”
“倒也不是，只是说来话长。”老杨大爷想了想，“五绝中这最后一位……嘿，怎么说呢？当年我们那是特殊时期，所以各路好汉，都能不计出身、不计门第地凑在一起——要是在太平年月里，这位朋友……其实不大算是咱们正道上的人。”
喻兰川听了他的用词，头都大了，没想到二十一世纪了，他这个“盟主”除了调解邻里矛盾之外，居然还有跟“邪魔外道”作斗争的附加义务！
“当然，这都是解放前的事了。”老杨大爷见他脸色不对，连忙解释了一句，“这位朋友当年没透露过自己的姓名，因为人送绰号‘万木春’，所以我们都叫他‘万兄’。长得特别好，秀气到什么程度呢？他票过戏，能唱男旦，一扮上行套，满堂彩。人也柔柔弱弱的，一两百斤的粮食口袋，你要是让他扛，能把他后背压弯了，走一阵就得放下歇一阵，脸也白了，气也虚了，手无缚鸡之力。可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喻兰川心想：“……狗头军师？”
老杨大爷叹了口气：“‘万木春’这三个字，落在‘春’上，取的是‘随风四散’、‘润物无声’的意思——就是他跟你错身而过，客客气气地冲你点头一笑，你没来得及答应，咽喉就裂开了。他们这一门，有个绝活，把人大卸八块，就像传说中的庖丁解牛，手里拿一把小刀，解完大气不喘、谈笑风生，刀刃一点都不能卷，也就是说不能费劲，费劲了，那就是功夫、眼力不到家。”
喻兰川问：“这是杀手吗？”
“对，当年啊，提起‘万木春’这仨字，听见的人都打个寒噤。”老杨大爷说，“虽说也是个义士，但跟我们终归不是一路人。后来万木春金盆洗手，大家来往才略多了一点，但也就是武林大会的时候过来坐坐。来了就喝一盏茶，从来不跟人动手，也没人敢挑衅他，后来万木春年纪大了，就收了个关门弟子，让徒弟替他来。那小子也是一身邪性气，来了就跟老人们打声招呼，和他师父一样坐下喝茶，有人看不惯，私下里叫了一帮人去堵他，结果这伙后生被他挨个挑断了手筋。他们这一门，从不切磋，练的就是杀术，断筋不是断喉，已经算‘点到为止’了，那回的事，虽说是挑衅的小辈不懂事，但这梁子也结下了，他也就不跟咱们这边来往了。念着老一辈的旧情，二十年前他过来看过我和你大爷爷一次，身边带着个小家伙，说是收养的徒弟，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喻兰川听完，对解放前的传奇故事毫无感想，只是头更疼了，他希望“武林大会”是个和谐太平的大会，最好是大家坐在一起吃点水果瓜子，叙叙旧、聊聊股票，然后互相交换一下土特产，就友好地各回各家，这种幺蛾子代言人式的人物，可千万别来。
于是他揉着太阳穴，匆匆上楼了。
于严被同事叫到八楼，呼叫他的女警把他拽到一边，小声说：“于哥，我觉得不太对劲，我怀疑那个聂恪是个‘安嘉和’。”
于严一皱眉。
“向小满——就是那个聂太太，她一天二十四小时基本都在家，聂恪下班也还算规律，回来就把车停楼底下，看他家车就知道男人在不在家。按理说高楼行窃的贼肯定都是老手，作案之前没踩点吗？而且那个向小满躲躲闪闪的，基本不正眼看人，一有人问话，她就往后缩，听说他们都搬到这一年了，她从来没跟邻居主动打过招呼，这么一个人，突然有贼闯进家里，她第一反应是上去抓？我不信。”女警语速很快地说，“头上撞成这样，脸还破了，不肯去医院……我怀疑她身上还有别的伤。”
于严：“你的意思是，他家根本没进贼，是聂恪打老婆撞碎了窗户，惊动了邻居，就坡下驴找了个借口？”
“对，”女警义愤填膺地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于严：“……”
“不是……于哥，我没说你，你不算。”
“我就当你是夸我吧。”被同事加入“葵花宝典”家族的于严假笑了一下，又说，“邻居都问了吗？”
“问了，都说不知道。”女警一摊手，“大家关着门过日子，就算听见动静，也说不清是夫妻吵架还是家暴，不会随便跟警察说。再说那个聂恪平时挺会做人的，出门还经常给邻居带东西，在这楼人缘不错，抓不着他的把柄。除非女的自己报案，跟我们去医院验伤，可是她根本不跟我们说话！于哥，你快想想办法！”
于严无奈地看了她一眼，心说：“我能有什么办法？”
别说受害人自己不想让人知道，就那些主动报案的，又有多少中途反悔没下文了？家是人灵魂的一部分，家庭暴力里往往糅杂着多重复杂的心理问题，再被漫长的时间、外界的舆论与物质条件等打成一个死结，不是“男人打女人”一句话说得清的。
这些刚工作不久的小青年，总觉得自己穿上制服，就能拯救世界，把“工作的意义”看得至高无上。
可工作能有什么意义？不就是养家糊口么？
管能管的事、不渎职，已经是最高职业道德了。
于严也是年轻过的，不想端着世态炎凉往后辈的热血里泼，就对她说：“我们不能按着头让人报案，但是今天这事，说不定有目击证人。”
女警眼睛一亮：“那个蜘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