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杨廷榕出来，杨延薇低下头，反而那个小伙子自我介绍道，“这位是阿姐吧？我叫沈根根，工宣队的。”工人宣传队一般都是产业工人出身，杨廷榕不知道他的来历，只好胡乱点头笑了笑当打招呼。沈根根口齿伶俐，“刚才我经过时看见有几个外地造反派捣乱，不过好汉难抵众拳，所以叫上我两个阿哥来帮手。他们要是还没走，就让他们领教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杨廷榕更加胡涂了，不过别人总是番好意，她再三道谢。
沈根根笑道，“阿姐别客气，我和小杨同志在街道办事处认得的。她虽然出身差了点，但一向要求上进，仍然属于可以挽救的好同志。你们放心好了，以后我们工宣队要挑起大梁，不能让乱七八糟的组织再斗来斗去了。”
杨廷榕听说去年九月里北京上海所有中小学都由产业工人接管了，但梅城是小县城，什么都比别的地方慢几拍。不许武斗总是件好事，她赶紧又笑了笑。
“大妹，二妹，你们进去！”不远处传来杨鸿生的一声大喝。杨廷榕很少听见父亲如此火爆，怕他不知道这几个是工宣队的人，连忙解释道，“爸爸，…”还没说完杨鸿生已经跑过来连推带搡把她轰了进去，杨廷薇在父亲来时已经缩进去，所以杨鸿生后脚进门，反身就关上大门，留给沈根根的是两扇黑色大门。
杨鸿生气呼呼地进了他那个用布隔出来的角落，杨廷榕不明所以，瞄到杨廷薇虽然低头不语，但耳根通红，猜到几分，多半是沈根根对妹妹献殷勤，引起了父亲的反感。她把刚才的荠菜面糊舀出来，第一碗捞锅底最厚的部分，先盛给父亲，第二碗中间的给妹妹，最后才是自己的份。
杨鸿生虽然仍是满脸怒色，毕竟这种事情说了更露形，只能吞了下肚。他勉强收起火气，闷声不响吃鸡蛋喝面糊。午休时间短，下午出门前他关照杨廷榕看好家里，不要和不二不三的人说闲话。
杨廷榕知道父亲是指桑骂槐，连声应下来。她答应替钱贵芳打条双元宝针的围巾，围巾边已经起好了，要趁春节空打出来，开春就没时间了。杨廷榕边织边思忖如何和妹妹谈，才能不经意地打消她心里的那点念头，要知道杨家虽然已经败到这种地步，但父亲的骄傲仍在，哪肯让他最心疼的小女儿去和不学无术的小混混来往。
杨廷榕已经记起来了，为什么沈根根和他的哥哥看上去面熟，他们是邻街树根头沈家的儿子们。沈家老夫妻是解放前从外地逃荒来的，逃到大树下搭了间草棚，来时只有老大，三年里又生了老二老三。三兄弟自小以打架狠和念书笨出名，小学毕业后先后进了厂当工人。
她看杨廷薇缩在煤炉旁低着头不吭声，想了想问道，“这几天在西乡怎么样？”杨廷薇估计姐姐要谈心，但没想到她第一句话是这个，脱口而出，“不大好，又冷又饿，谁都不理谁，每天有人吵嘴。”
西乡离城里比较近，而且种棉花，比稻区活少，还是杨廷榕在下乡办替妹妹恳求到的安排，没想到气氛这么差。她安慰道，“可能大家都没习惯，我和国欢刚去五一大队时也天天想家。”杨廷薇低着头，但一滴滴泪掉下来，落到煤炉边上一会就干了，时不时有嗤的一声，“阿姐，我讨厌农村。”
“为什么？我觉得农村挺好的，不像城里动不动有人来贴大字报抄家批斗。再说我们做了插青，不再是黑五类子女，也是对社会有奉献的一份子。”杨廷榕说出最重要的理由，“爸爸把我们当宝贝，难道你要看着他被别人逼死吗？你不去，别人把账都记在他头上。”
杨廷薇不说话了，只是肩膀耸动的幅度加大了，嗤嗤声也越来越急。
杨廷榕叹口气，有什么办法，不去也得去，还不如早点去，往好里想了去。房里温暖，她脚上的冻疮又痒起来，“冻疮膏拿来给我涂点。”杨廷薇抽着鼻子说，“第一天就不见了。”
那盒冻疮膏包装精细，一看就知道是部队专用的好东西，杨廷榕忍不住火也上来了，“我不是给你买了两把锁，叫你收好自己的东西，怎么会第一天就不见了？还有什么不见的？钱还在吗？”
杨廷薇声音更低了，“也不见了。”
整整五块钱啊，是父亲和她能拿出来的所有的钱了，普通人家一个月生活费才八元。杨廷榕气得说不出话，闷头织围巾，像要把火全出在那两根竹针上。杨廷薇嗫嚅着，“我问她们谁见到了，都说没看见，我也不知道是谁拿的，只好不了了之。”
杨廷榕停下手里的活，直截了当地说，“我告诉你，你是杨家三女儿。像沈根根这种人，你离远点，我们可以穷，可以干活，但是不能没志气。门不当户不对，没有共同语言的人走不到一起去！”
她的话刺痛了杨廷薇，后者抬起头，“你和爸爸一样，怎么还有这种老观念？！工人阶级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我们…我们是腐朽的□，早晚要被时代大潮给淘汰。”
啪！
杨廷薇呆呆地摸着脸，姐姐居然打她，居然甩了她一个大耳光！
她俩默默对视着，房里除了彼此急促的呼吸声，没有其他声音。
过了许久，杨廷榕才说话。她的声音干巴巴的，“我们是绑在一条船上的亲骨肉，不管怎么样大浪淘沙，死活都要在一起。你要有别的想法，先等爸爸和我去了再说。只要我们在，肯定先保证你的活路；等我们去了，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随便你走哪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