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榕不会说好听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工作，让别人挑不出刺。幸好今年是个丰收年，她东奔西走统计，由不得为队里高兴。
“小杨，我又要问你敢不敢了？”田增原看了她做的表，笑眯眯地问。
杨廷榕毫不犹豫地点头，有什么信不过他的呢。
田增原放下纸，走到办公室门口。门本来敞开着，他站了会，转过半个身子压低了声音说，“减少一成来报。”
这是瞒产！杨廷榕的心猛地往下沉去，难道要私分？她不想把田增原往坏处想。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出工，又要安排田里的种植，又要安排人手的分工，整天操不完的心。但是，这几年的生活，让她又不能不往坏处想，他选她做会计，会不会因为她年轻识浅好掌控。
杨廷榕不由自主打了个哆嗦，她不想成为私分小团伙的一员。
田增原一直注意着杨廷榕的神色。她的脸慢慢变成纸一样白，眼睛盯住地上，死死不肯挪开，嘴也越抿越紧，好半天才说出话，“完成了公粮和统购粮，剩下的除了种子粮就是大家的口粮了。”有句话她没敢问出口，瞒报的部分，是要干什么呢？
这反应正在田增原意料中，杨廷榕没让他失望。他解释道，公粮和统购粮是按三年平均产量算的，今年产量高，把要纳的公粮调高了，到欠收年完成公粮后，口粮就没多少。“小杨，我觉悟不高，但是你想想，现在口粮也才够吃半年。这两个月大家都在吃山芋、玉米，再调高，恐怕一年做到头，分到的米连夏天也支撑不到。社里天天说要节约粮食，已经省成这样，再省只好去吃西北风了。”
杨廷榕默不做声，却知道他说的对。村民的锅里早就少见米饭，钱贵芳的小弟，吃多了山芋，肚子里没油水，隔三岔五说拉不出大便。
田增原说，“瞒报的部分，到时按决算表上的人头分下去。虽然工分多的人家吃亏点，但也没办法，嘴多的人家太苦了。”
杨廷榕犹豫一会，还是点了点头。她不敢想万一这件事被人发现后怎么办，但她也不能说不，不光为了田增原对自己的好，也是农民的日子实在比城里人的还苦得多。
蒋国欢敏锐地发现杨廷榕的沉默，“怎么了？”
杨廷榕只说累，把事埋在心底。除了对未来的担心，她也有些说不出的失望…生产队和国家，小家大家；田增原对她，也不是单纯的看重，多少也拿准了她的性格。但他也不是坏人，不提对乡亲的好，对知青的已经足够说一阵子，“不论家庭出身，不提再教育，把知青当自己乡长大的孩子”。梅东的知青点是新建的，不像别的大队，用没人住的破旧房屋安置知青。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十九岁的杨廷榕走在路上，脑中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从感情来说，她更喜欢田增原的做法。然而理智告诉她，尽管他为的不是个人利益，却仍然是自私的。随即原先的小人跳出来说这是被逼出来的办法，而且，所谓的“大爱大义”造成的个人的痛苦，难道还少吗？另一个小人哑口无言了。
杨廷榕不知道，多少人穷极一生找不到其中的边界。
她也是，只能把心事咽下去，幸好雨终于来了。
第一天是大雨，第二天是毛毛细雨，杨廷榕冒雨出门探消息。还没走远，钱贵芳带来了大队的通知，今天仍然休息。她笑逐颜开告诉杨廷榕，昨晚葛斯熙托人带消息，约她们去落雁山采栗子。
听说采栗子，蒋国欢也来了劲，落雁山的野栗子树和桂花树种在一起，结出来的栗子带有桂花味，香甜清糯。只是产量实在太少，没多少人愿意费力去找。
小船载了她们三个，还有一个孙抗美，往城里去。
葛斯熙和王拥军等在码头，一行人一起步行去落雁山。
蒋国欢看他俩没骑车来，问道，“你的车呢？”
葛斯熙简单地说卖了，王拥军眼眶红了，“他是替我还债。”
王拥军的父亲住院时，王家向队里借了几笔钱。老人过世时，王拥军正在发愁没钱送葬，葛斯熙上门给他一叠人民币，十张十元。办完丧事剩下的，葛斯熙让他先还队里的债，这样卖车的钱用光了。
蒋国欢的注意力从车转到人身上，小心翼翼地问王拥军，“你还好吗？”
葛斯熙在后面悄悄朝杨廷榕做了个不要说了的表情，杨廷榕会意，两人一问一答岔开话题。
山里雨意更浓，下得大时他们站在望海楼前躲雨，这里前后左右栽满桂花，芬芳宜人。
杨廷榕想起往事，“小时候每年年初一父亲要带我来这里吃元宝茶，说能看到海。还有她家，也是全家出动，爬山拜年。我们俩年纪差不多，手牵手爬到楼顶，可从来没有看到过海。”蒋国欢摸了摸门上的铜环，“破四旧时都给砸坏了，这里本来是个景点，现在没了。”孙抗美说，“山上原先还有座庙，真的是金身，那年被三中的学生推倒烧，烧出来不少金屑。还有佛身里放的心肝，也是金子打的，都烧化了。那么高的佛像轰地倒下，我在旁边看，算领教了什么叫触目惊心。”
钱贵芳年纪最小，“我们乡下听说城里学生都疯了，抓住老师往死里斗，有个女教师被逼得自杀了。”孙抗美说，“那是我们中学的语文老师。她被剃了阴阳头，中午回家坐水缸里自杀。傍晚她女儿做饭拿起木盖才发现，那时早淹死了。”钱贵芳惊讶地说，“她想死的决心够大的，不然站起来就能活。”孙抗美看向林间，“你不懂，有的人宁死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