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叔叔！您帮我逮着他！建军抢我东西！”在我刚意识到危险的同时，搬救兵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结果，我成了俘虏，我爸一把揪住我，然后给了我后脖埂子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得并不重，实际上力道挺轻，也就属于父亲对儿子的玩笑等级，但直接的后果是我一下子就把那块泡泡糖给咽下去了。
“你又招川儿来着？！嗯？”我把“审”我。
“没、没有！”我有点慌，因为当时对于泡泡糖咽下肚子会导致什么后果一无所知，于是在明确感觉到嘴里的东西已经进了食道时，我的腿有点发软。
“没有？那人家追你干吗？”
“我们俩闹着玩儿呢！”
“闹着玩儿？”
“啊！”
我当时答应的特理直气壮，因为嘴里的泡泡糖已经消失了，这就相当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查无对证，你就不能说我抢你东西。
结果，在沾沾自喜之后，我一瞬间完全忘了把泡泡糖吞进肚子的事，虽然到最后我请周小川喝了汽水，并且忍痛割爱把自己抓的最大的那只萤火虫给了他。
“真好看。”举着手里的罐头瓶子，川川感叹。
“那是。”我扫了一眼那一团光点，心想这都是因为我给你的那只最亮。
说起来，我真是个好人哪，和周小川在一块儿，我从来都扮演着哥哥的角色，也怪了，在我们家我是老疙瘩，他可是有俩妹妹，难道就是因为我比他大一岁？那还真是有点不公平。
“对了嚼子。”他忽然叫我。
“嗯？”
“你知道吗，我本来不叫周小川。”
“啊？”
这可超乎我的意料，关于名字的问题我以前从没听他提起过，也一直坚定不移的认定这个比我埃半头的家伙就是周小川，谁知道他现在给我来了这么一句。
“那你叫啥？”
“周建国。”
“建国？”
“嗯，本来我爸说，我要是正赶上国庆节出生就叫这个名儿，结果我10月3号出生，差了三天。”
“哦……”我点头，“那怎么又叫‘小川’了？”
“因为是三号啊，‘三’竖过来不就是‘川’了嘛。”
“这样儿啊？！”
我没想到，真没想到，一直以为“小川”就是小河，小水沟的含义，到那一刻才知道原来就是个竖起来的“三”，有点失望，我当时宁可当作没听见，因为我觉得我的理解才是对的，不管怎么说，多少有点文化色彩。
可周小川说：“不是河，要是用护城河取名字，就该叫‘大川’了。”
大笑之后，我并没有多想，那时候还根本没多想过任何事，现在回忆一下，觉得确实如此，那条河确实不窄，走在颤颤巍巍的木板桥上，透过缝隙看到河水的时候，就更是觉得汗毛孔发胀，若真是由河得名，就定会是“大川”了。
“哎，那你干吗叫‘建军’啊？你是十一月出生的吧？”他又突然问。
“不知道。”我摇头，“回头问问我爸。”
我当天晚上的确问我爸了，得到的结论是：“长大了，想让你当兵。”
我给予的回答是：“我才不当兵呢，我要当警察。”
“我看你小子像犯人。”我爸笑着捅我肋条。
“你也不善，老二紧随你，大小毛病一点儿不落。”我妈一编织毛衣一边搭腔。
“那丫头呢？她不也随我嘛。”
“得了吧，丫头随我，哪儿像你那么难看。”
丫头是我姐，比我大三岁，正赶上文革开始那年出生，结果就取名叫“建红”，意思差不多就是“建设红色政权”，想来那个年代取名字还真是懂得顺应时代潮流，我们年级就有好多叫什么“文革”、“胜利”、“卫东”、“向阳”的，女生也都是什么红，什么芬，什么兰，什么绢的，一点文化色彩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种标记，那个年代的标记，以姓名的形式，烙在每个人身上。
但我并不讨厌我的名字，因为叫起来很顺口，我也爱听川川叫我“建军”，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只叫我“嚼子”。称呼我大名是家长在场的时候，我寻思着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外号不大好，但私底下又叫得特亲，特甜。
我糊涂了挺长一段时间。
直到后来，我觉得我明白了，可能越亲近的东西，叫起来就越“恶毒”，因为我妈就经常叫我爸“臭不要脸的”。
暑假很长，也很短，一玩儿起来，时间就跑得飞快，说来也挺新鲜的，那时候根本没什么娱乐设施，也不像现在的孩子能窝在家里吹着空调看电视，玩儿电脑，我跟川川常常顶着大太阳走上半个钟头走到陶然亭去玩儿，八十年代初，陶然亭还没现在这么好，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很享受了，玩累了，就买瓶汽水灌一气，然后再花半个钟头走回来，中午都常常忘了吃饭，一磨蹭就是一天。
于是，这样一天一天的，暑假已经接近了尾声。
到开学时，我们已经是六年级了，没有毕业班的紧迫感，因为不管多差的学生都会有中学念，于是，小学的最后一年，我们仍旧玩儿的飞沙走石。
川川还是我们家的常客，他说在家没劲，两个妹妹都不讨他喜欢，我说“废话，你那蝎里虎子吓唬人家，谁还敢搭理你？”于是，我们俩就整天泡在一起，有时候玩儿到太晚，他就干脆住我家，跟我挤一张床，跟我睡一个被窝。
我还记得他睡觉习惯不好，有时候把我挤得脸贴墙，有时候又自己撒呓症翻身翻到地下去，这些都没啥可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喝水喝多了，又玩儿的太累，结果……尿了我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