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话！让你咬一口，你整个都给我舔了！”他对我怒目而视。
“我又没咬。”
“那你舔什么啊？！这样儿还让我怎么吃？”
我永远记得周小川那时候的表情，那是绝对的哭笑不得，他攥着冰棍儿棍儿，一幅像把我就地正法的样子，然后终于瞪了我一眼，把冰棍递给我。
“都给你吧。”
“嘿嘿……”我坏笑着接过来，同时承诺，“放心放心，我会赔你损失的，下次给你买奶油的。”
“我要是信你，我都是傻帽儿。”他白了我一眼，“活土匪。”
我不语，只是傻笑，然后咬了一大口冰棍，“那你就是压寨夫人。”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哪儿来的这么一句，就记得周小川听了之后给了我一拳，但是没有反驳。
那年月的小豆冰棍很好吃，不像现在这般只有豆渣，那时的东西货真价实，小豆格外香醇，奶油也很浓稠，对了，我确实在后来赔了他一根儿奶油的，5分钱，相当于两根儿半小豆的，他稍微有那么点儿不落忍，我则很大度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说：“吃吧你就，我请你的。”
“不是，那什么……”他看着我，然后开口，“这层纸，我剥不下来，你帮我弄一下。”
从那时候起，我总结出来一个规律，那就是，周小川对于各类包装都比较头疼，他好像永远也掌握不了去掉那层薄薄隔膜的技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反正每次这种协助工作他都会找我来完成。其实要是狠狠心就是不管他，估计他也就能自己弄了，但最终我还是没狠下这个心来。
那是初三的暑假，拿着高中录取通知之后我就准备疯玩儿了，川川也还成，上了中专，可能现在看来这种学历根本一文不值，但在二十多年前，还是挺壮门面的，他爸高兴得从五巷跑过来找我，说多亏了我帮周小川补课才能有这样的成绩，我听得直不好意思，说叔叔您别夸我了，都夸得我找不着北了。
当时川川没在场，但是当天晚上他就提着水果找我来了。
“我爸说让你今儿晚上上我们家吃饭去。”红着脸把东西放在桌子上，他眼睛不知道该看哪儿好。
“不用这么客气吧……”我都诧异了，没想到会受到如此礼遇。
“你就来吧，我先回去了。”
“哎……”
我没来得及说什么，因为那小子说完这句话转脸儿就跑了，就剩我傻站在原地看着那一兜子香蕉苹果梨。
当天晚上我的确去川川他们家吃的晚饭，饭桌上他爸妈一劲儿说我有出息，弄得我渐渐有点儿自我膨胀了，还说这不算什么，又说给川川补课，是我应当应分的。其实对我来说，给周小川干什么都挺应当应分的，首先就是因为他比我小，好歹我也是个能当哥哥的，总该干点儿当哥哥的该干的事儿。其次，周小川比我矮，从人类最原始的心态考虑，看见比自己弱小的就会产生保护欲，这话没错，他那小身板儿就是特让人想拉过来好好护着，不过还有种说法是弱小者会让人想欺负，这个我也信，因为我老琢磨着逗他，抢他冰棍儿吃就是个典型事例，虽然后来赔了他更贵的，但当时看见他那种表情还真是让我心里滋溜滋溜的觉着好玩儿。
事先声明，我不变态，我心理上很正常，孩子总是爱闹的，尤其是男孩子就更是爱闹，所以关于我们俩小时候的记忆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闹来闹去的片段。
那年暑假，我们不是只有两个人的夏天，认识了小九，并且熟悉起来之后，小团体成了三个人，或者说，正式可以称得上是个团体。
天最热的那一个礼拜，我们仨常去陶然亭划船，然后在水面儿上，我高唱《让我们当起双桨》，当时把他们俩乐坏了，因为我老故意跑调儿，而且在八十年代还唱这种挺有爱国主义教育内在的儿童歌曲，是我们三个都开始有那么一点儿不屑的。
“小九，你丫快掉水里了。”我握紧船桨，看着捂着肚子笑个不停的家伙。
“谁让你老逗我乐的。”
“我没逗你啊，我逗川川呢。”
“少拿我说事儿，我可没觉得好玩儿啊。”周小川忍着笑侧过脸。
“得，得，那算我自己逗自己呢行了吧？”故作失望的摇头，我开始用力划船。
当时陶然亭的游船挺简陋的，还没有现在这么漂亮，也有点陈旧，印象最深的就是船头白鹅的造型，其实三个秃小子坐在那样儿的船上特不相称，又没像情侣那样打把花儿伞遮遮，于是整个水面上就光听见我们几个又笑又闹了，阳光火辣辣的照在只穿着跨栏儿背心的小脊梁上，一人一身汗，一低头，一侧脸，就有汗水顺着太阳穴和脖子滴下来，落在船板上，很快被剥了皮儿的木头吸收掉了。
那时候我们仨都晒得特黑，包括川川也不例外，天知道后来怎么搞得，为什么他们挺快就能白回去，唯独我，死活就是对黑色素没抵抗力，还越积累越多，颇有种来者不拒的架势，不过后来我用一首歌的歌词来安慰自己，“黑黝黝的铁脊梁，汗珠子滚太阳”，好歹我也是个北方爷们儿，黑点儿能体现地方特色。
“对了，你们俩以后打算干吗？”小九突然问。
“以后？你说上班啊？”我反问。
“嗯。”
“我想当警察。”
“那你干吗还上高中啊？直接上警校多好。”
“人家是打算考警官大学的，和咱俩不是一个档次的。”川川打趣我，然后向后靠在鹅头的隔板上，“我能上个中专已经很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