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接管了父母的公司，聘请我去做她的保镖。
说什么‘保镖’呢，其实根本是她怕我出事，所以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我。
看见我在她的身边，她才能安心。
可是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二
“我觉得我好了。”
不过短短两天，崔时曼的眼窝就深深的凹陷下去，眼边都是乌黑。
我忍着不舒服坐起来，下地在病房里走了两圈，拼命想要证明自己已经‘痊愈’。
可是我的努力没有换来崔时曼的一点笑意。
她坐在病床边看我，嘴张了又张，最终全部的话化作一声叹息。
我走到她的面前，膝盖一折，一下子坐到椅子上。她吓了一跳，可对上我笑嘻嘻，恶作剧得逞后的表情：“吓到了吧？”
她皱了皱眉，撇了撇嘴，是不大高兴时常有的小表情。
我捏一捏她的脸，忍着刚才跌坐下来的疼，“这个病也不是不治之症，情况稳定之后只要平时多注意就好了。好啦，别担心了。”
崔时曼又和刚才一样，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
我凑上前去亲吻她。
她不放心，她不会放心的。
只是看文献，询问各国医生的事情转移到了我的病房外。她想让我认为她没有那么担心了，但是她不知道我会坐在门边听她打电话。
崔时曼讲英语，说法语，德文和俄文也能磕磕绊绊的说一些。我听不懂，但是从零星耳熟的单词里知道我不大好。
是不好呀。
我的身体每一天都在疼，乏力疲倦，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崔时曼在外面打电话，我先是坐在病房门边，再把头靠在病房门上，可这样还是累，累的眼睛都睁不开，累的腰酸头痛，整个人都像是要爆炸。
可是我不能倒下，至少现在不能。
我要让崔时曼觉得我好起来了，我要让她开心一些之后，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死去。
我越来越吃不下饭了。
胃口不知道在哪一天彻底消失了，面对着崔时曼给我买的早饭，我本能的作呕。
可除了酸水，我什么都没能吐出来。
崔时曼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摇头，说只是起来的有点猛。
那天下午我开始发低烧，到了夜里都还没有退。
崔时曼站在我的床边抱着胳膊看我，看了又看，然后她扭头出去打电话，再回来。
她说：“我们去美国好不好？我联系了一个医生，说很有办法。”
我摇头。
她又说：“我看了最近五年的资料，说有一个办法可能可以……”
“曼曼。”我的嗓音哑哑的，试着清了清嗓子，再开口时还是哑，“我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