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地位甚至在农户以下，商贾子弟不可以参加科举。
但是现在朝廷贸易发达，已经没法这样约束商贾。
商人也可以让子弟加入农籍，甚至加入士籍。
商人能够影响一地的生计，能与县老爷称兄道弟。
这时候强调商贾的地位低下，反倒十分的割裂。
但是商人逐利。
只要有钱赚，什么事这些商人都肯做，许多地区甚至出现金钱至上的理念。
在正统的读书人眼里，这便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这次京港口的案子，再次把商人地位的问题，提到了朝堂上。
朝野上下，全在关注这次的议论。
大周要如何对待商贾，这会是一个关乎国本的问题。
重农抑商，这是自古以来的国策。
不管是否限制了生产力，这条国策也有其符合时代的意义。
大周本来是农耕文明，若是不抑制商业，那么很多人就会选择更快赚钱的商业。
没有人耕种田地，国家就没法发展。
而且在农业社会，客观地说商业并没有提高生产力的作用。
所以从前重农抑商的国策，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到了现在，是否还要继续这项国策，便成了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现在的工商业与从前不同。
工厂生产制造的东西，有的已经成了必需品。
肥皂、灯油、火车、火柴。
这些已经成了生活的必需品。
而且生产这类东西，不光满足了大周的需要，还给大周带来了贸易利润。
大周附近的国家，哪个不用大周的商品？
大周的商人们，把财富从那些国家带回了大周。
现在大周海上贸易带来的财富，已经快超过陆地贸易的财富总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