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其他关键数据方面，建文四年征收的布帛是56744匹、丝绵269400斤、棉花绒14821斤，这些在永乐六年基本上都实现了正增长，棉花绒更是直接翻了好几倍。
不过在常规矿藏上，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譬如建文四年征收了8354两银、2128斤铜、10753斤铅这些数据在永乐六年也没啥变化。
而钢铁产量不是税收指标，但依旧成为了新的统计指标。
洪武二十五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在库存钢铁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开炉三年全国共贮钢铁3743万余斤，每年平均1250万斤，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铁，而永乐六年大明的钢铁产量是2613万斤，换算成吨的话，是13065吨，其中钢产量大约为7000吨。
而在姜星火前世，英国在冶金业使用了蒸汽机后，1788年的钢产量是6830吨。
当然，拿大明的体量跟英国比钢产量不客观，但大明在1408年做到了英国1788年才做到的事情，同样也很说明问题。
毕竟要是跨时空对比的话，那现代随便一个钢铁厂的产量就吊打过去欧洲诸国不是？
至于其他专营商品的数据，茶在建文四年共征收了1659117斤，在永乐六年征收了3189006斤，差不多翻倍了主要是出口需求猛增，大明的茶叶在海外是热销品。
而盐引的发放，在建文四年是1290019引，永乐六年是2214013引，主要是因为两淮盐场从战乱状态恢复以及盐法改革的缘故。
而整体财政情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建文四年，大明全国财政总收入折合粮食是3400万石，按1石米=0。2两白银的比例，这个总收入换算成白银则是680万两白银，里面有88%（约3000万石）是农业税，7%是盐课茶课，5%是商业税，商业税约为34万两，盐课茶课约为47。6万两（盐课正常应该收入250万两，当年因为产量占比过半的两淮盐场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急剧减少了）。
永乐六年，大明全国财政收入折合粮食是10800万石，折合白银约为2160万两，其中包含了4100万石粮食的农业税，约合白银820万两；盐课则经历了盐法改革后，由洪武朝每年实缴250万两的被贪墨常态，恢复到了应缴的600万两（此时的茶课被计入了贸易收入，所以在这里不做重复计算）；而商业税则从34万两蹿升到了740万两。
农业税:盐税:商税的比例，从建文四年的88:7:5，变成了永乐六年的38:28:34。
当初姜星火对夏原吉许下的远景，只用了六年时间，就已经实现了。
大明的财政收入从680万两，增长到了2160万两，并且还不是去日本挖银矿那种通货膨胀式收入增长，而且把农业税:盐税:商税的比例，基本上做到了接近1:1:1，这比之前靠天吃饭显然更加健康、稳定。因为盐税在这时候，本质上其实就是人头税，所以这个税收比例说穿了，其实就是土地:人口:贸易。
当这个比例接近的时候，整个农业社会就达到了相当稳定的状态，土地和人口这两项数据都很健康，同时也有不错的商业贸易。
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其中任何一项占比过高其实都不是好事情。
譬如农业税占比过大，往往意味着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土地，典型例子就是明末，后果就不用说了，会陷入“加税-起义-再加税-更大规模起义”这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最终盘子装不下了的情况。
而盐税占比过大，则说明人口过多，人口过多在不对外扩张的情况下，通常意味着人地矛盾的加剧。
至于商税占比过大，对于农业社会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口从事商业，用于种田的人少了。
不过大明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而随着工业化与大航海的进程，贸易的比重增加，商税就会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增加，到了近代工业社会，就会代替之前农业税的位置，成为最大的收入来源，而盐税也会演变成其他税种总之，这个盘子固定下的比例怪圈现象，是可以通过做大盘子来破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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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和煦，天空湛蓝如洗。
南京城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显出了一派“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状态，新修的混凝土城墙与之前的砖石城墙形成了颇为诡异的共处状态。
下关码头那长长的栈道，在阳光下闪烁着古朴的光泽，仿佛见证了这座城市从“石头城”到“南京”的历史与荣耀。
刚刚下船的郑和仰望着蓝天下的飞檐翘角，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归属感。
这才是自己的国家啊！
“三宝太监，国师已经在等您了。”
郑和坐着马车穿过繁华的街道，只见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商贩们叫卖声此起彼伏，明显比上次自己离开的时候繁华了很多。
街道两旁的店铺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从日本的手工扇子到南天竺的象牙饰品应有尽有，无不彰显着现在大明的国际地位。最让郑和瞩目的，是很多外国面孔的出现，既有剃着奇怪发型的日本人，也有皮肤黝黑的南洋人，甚至还有南天竺商人。
显然，随着他率领的远洋舰队打通航道，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盯上了大明的商机。
按照市舶司的管理规定，外国商人是不允许进入大明的内陆和内河的，但朝贡使团除外，这个归鸿胪寺管。
所以，这些商人显然都是钻空子进来，走朝贡贸易这条线的。
大明并非不知道这是空子，只是故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