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就是财政这个数值越低，中统钞就越不值钱。那么臣斗胆敢问陛下，亲手参与设计了中统钞制度的忽必烈，为什么要【换钞】？难道他不清楚换钞对朝廷信誉的危害吗？”
朱棣设身处地的想了想，答道：“应该是清楚的吧，这种一代雄主，年老了也不会糊涂成这样。”
夏原吉的逻辑越理越顺：“所以，忽必烈【换钞】，其实不完全是因为财政收入不足而换的，而是因为，中统钞本身就贬值的没有信誉了！”
“那么中统钞为什么会贬值，自然是因为忽必烈；忽必烈为什么，自然是因为财政缺钱！”
“也就是说，姜星火在财政平衡上的设计，其实没有漏洞！”
说到这里，朱棣也明白了过来。
其实说白了，就是姜星火给元朝初年显性的“财政盈余”，和隐性的“中统钞”贬值，做了平衡。
把“中统钞贬值”这个没有直接体现的数值，以“强制财政平衡”的方式加了进去，体现了元朝初年真实的财政情况。
——那就是只能勉强维持财政平衡，一遇到用兵或天灾内乱，便是不断地花钱如流水产生负债。
否则，忽必烈为什么把中统钞印到至元二十四年就印不下去，以至于启动【换钞】了？
墙内。
“重置后财政为8o，国运为5o，继续？”
“继续！俺不服！”朱高煦狠狠挥了挥拳头。
“至元二十五年，贺州、盾州、泉州、处州、柳州、潮州等地爆多次大小规模不一的起义，调兵往返镇压总共需要1o点财政，不镇压损失1o点国运，是否镇压？”
李景隆和朱高煦悄声商议了一下，最后一致决定，不镇压。
宁可掉国运也不镇压了，姜先生坏得很，总是蛊惑他们花钱保平安。
这次只要老老实实攒钱，有了每年5点的财政盈余，总归是能延续下去的。
“同年生特殊事件——设立宣政院。”
“元朝统治者与藏地教派在此前的数十年内逐步达成了密切合作，该地愿意归属元朝管理，于是设立宣政院专管该地事务。国运+5。”
“同年生特殊事件——黄河再次决堤。”
“由于缺乏足够的防护与泄洪工程，黄河于该年再次决堤，襄邑、太康、通许、杞等县，陈、颍二州受灾。作为元朝统治者的你值得‘庆幸’的是，在上一年的黄河决堤中，该损失的已经损失一次了，这次的受灾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经济损失，人心也已经麻木。财政-5。”
见姜星火没有继续说话，按照之前的流程，这一年算是不好不坏地度过了。
但李景隆存了个心眼：“完事了？”
“没有。”姜星火提出了一个新选项。
“作为元朝统治者的你，是否坐视缺乏足够相关水利工程的黄河继续糜烂？选择否的话，将因为水利工程不足，面临无处泄洪的黄河不定期决堤造成的财政损失，哪怕起因仅仅是因为几场大雨；选择是的话，将付出4o点的一次性财政支出，与后续每年5点为期十年的维护费用，黄河决堤的情况将会得到极大控制，民心也会因此归附，国运得到上升。”
沉默！
面对这个考验道德与理智两难抉择，李景隆和朱高煦，都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如何选择？
如果他们不代入元朝统治者的视角，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修整黄河的水利工程，哪怕这需要海量的财政经费支持。
如果他们代入元朝统治者视角，又没有听到过之前姜星火关于黄河决堤的惨状描述，那么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继续保财政数值，而不可能冒着财政再次崩溃的风险，去花国库一半的财富来治理黄河。
可偏偏，现在他们已经听到了，已经不能装聋作哑了。
黄河中下游数百万百姓的命运，仿佛操之于他们的手中。
救，还是不救？
救了，要面临再次触【换钞】的风险；不救，良心怎么过得去，被狗吃了？
“我良心早就被狗吃了！”
李景隆低声骂了一句，抬起头说道：“我不修黄河河防，每年河防崩了也就扣5点财政，修黄河河防，前后要花9o点财政，我冒不起这个风险。”
朱高煦却昂然说道：“俺要花这个钱，那是好几百万老百姓的命！现在国库有钱，这是该花的钱，花了不仅能一劳永逸，还能民心归附增加国运！”
“蠢货！”
李景隆气的直甩袖子：“上一个像你这般想的，是元末丞相脱脱！结果如何？钱花了，征召了几十万民夫去修黄河，出了个‘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还他娘的不如不修，什么都不干都能多挺个十来年。”
朱高煦闻言，一时犹疑不决了起来，但最后还是摇了摇脑袋，梗直了脖子说道。
“那也得修！亡国俺也修！”
“你……简直愚蠢至极，你真以为自己能挺到回本吗？别忘了现在财政只有85了！若再扣掉4o点，只有45！而且未来十年修黄河的钱会把每年的财政盈余都扣掉，你必输无疑。”
李景隆咬牙切齿地骂道：“不知所谓！治国是权衡利弊，不是任着良心！”
朱高煦道：“俺知道俺选的可能不对，但俺就是要修，不修，俺心里不痛快！”
“不是个当太平天子的料。”
朱棣靠在椅子上始终没有起身，说出的话语更是让密室内的三人噤若寒蝉。
“可真是朕的种啊，好！好得很！”
朱棣拍了拍双手站起身来，旁若无人地说道：“好一句，宁可亡国也得修！”
“世上的事都是这般道理，哪有那么多因着权衡利弊就要做的抉择？”
“若是权衡利弊，朕乖乖等着被建文那小畜生圈禁，是不是还能稳妥地捡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