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顾红星平日里在意的，不是饮食方面的“磨难”，而是上警体课。每次在警体课之前，会有五公里快跑的热身。这个可以让顾红星把肺都要喘出来的项目，居然还只是热身！
冯凯刚开始知道要热身的时候，也很担心。虽然他以前在刑警学院跑五公里是每天的必修课，但是毕竟十年过去了，自己的身体也被熬夜、夜宵、香烟和酒精摧毁得差不多了。他记得在不久前参加晋督培训
（7）
中，两公里长跑就把他差点弄休克。所以在第一次长跑时，他陪着顾红星跑在队伍的最后。可是五公里跑完之后，他现自己居然一点不累、一点不喘。他一边想着，年轻是真的好啊，一边又快跑了两公里，这才把剩余的力气用完。
同样，每次在长跑中看到顾红星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冯凯也觉得特别解气，他从来都不知道老丈人的短板居然在这里。可是见顾红星跑得脸色煞白，冯凯矛盾的心理再次涌了上来，于心不忍，只能陪着他一步一步地跑完全程。
顾红星的短板在警体课上暴露得一览无余：射击课上举不动沉重的五四式手枪，更别想着能上靶了；散打课上被冯凯一个过肩摔，半天都爬不起来；查缉课经常会晕头转向找不到北；驾驶课总是离合和刹车分不清楚。
冯凯则很享受这种感受，倒不是因为他从二十一世纪带来的各种警体技巧越了现在这个年代，而是看到顾红星狼狈不堪的样子，心里格外舒坦。他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掏出手机来给顾红星狼狈的模样拍个照，才想起自己不是在现代，而是在1976年。可是当顾红星可怜兮兮地向他求助的时候，他又总是习惯性地心软，给予他指导和帮助。
比如驾驶课上，教官的规定是谁能完成既定目标，就能获得课后练习的机会，毕竟学校只有两辆破吉普供他们练习。冯凯在现代是B类驾照，而且接受过特种驾驶的培训，这种课简直是再简单不过了。为了让顾红星课后有练习、过瘾的机会，他总是最好地完成教官的目标，然后把练习的机会让给顾红星，而自己去摆弄训练场上的“挎子”
（8）
。
在顾红星的心目中，冯凯简直就是干公安的完美天才——除了有个让他难以理解的怪癖：对所有人都垂涎的汽车不感兴，而对“挎子”情有独钟。
两个人虽然个性迥异，但对他们的理论课的态度倒是出奇地一致，就是“好奇”。
这个时候的理论课，和陶亮那时候的理论课不太一样，上课讲的基本都是破案的干货。从什么是侦查、如何侦查，到侦查的具体落实措施以及实际的成功案例，这个课上得可真是够带劲的。
到了2o21年，侦查工作的侧重点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技术破案，侦查的“三板斧”是手机、监控和dna。而回到1976年，上述的技术是一项也没有的，技术破案几乎是零。这个时代，侦查的“三板斧”是摸排、蹲守和审讯这些老办法。虽然没有那么多技术支撑，但为了破案，侦查的方式方法必须更加灵活多变。而且在这个法制不够健全的时代，口供为王，办案程序要求较低，证据意识也要差很多。
不过，这对于就喜欢耍小聪明的冯凯来说，那可真是如鱼得水了。冯凯一直觉得，那种对证据过于苛刻的要求、对办案程序一丝不苟的做法，简直就是矫情。虽然有人说，如果程序不合法、证据不扎实，即便拿下口供，也很有可能会办成错案。而冯凯则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那些因为刑讯逼供，最后得出虚假口供而办错案的，一定是侦查员有问题。其实是不是这个人作的案，侦查员经过几番交锋，自然心里也就明白了。揣着明白装糊涂，刑讯逼供，那可就是不好了。单纯为了结案而刑讯逼供，在冯凯看来，算是一种卑劣的手段。而他可不一样，他是以找出真相为目的，才不会草草弄份口供来结案。再说了，他的直觉一向很准，他认准的犯罪嫌疑人就不会错！
而这个时代，老师教的内容似乎和冯凯感兴、擅长的东西都差不多。如何盯梢守候、如何用计谋找到线索的突破口、如何审讯拿下口供……有些熟悉的办法，也有些鲜的手段，让他天天听课听得不能自拔。
而顾红星那边，同样也是打开了世界。
对公安工作一无所知的顾红星，进了痕检课堂，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无论是指纹、足迹还是工具痕迹的现、提取、分析、对比，都让他觉得无比神奇。尤其是指纹“各不相同、终生不变”的特性，让它成为了破案的利器。尽管顾红星很早以前就知道，按手印是可以代替印章的，但他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办法把明明看不见的指纹给显现出来，也不知道如何对指纹进行比对。他立志要把这项技术完完整整地带回去，给龙番市公安局的破案实力添砖加瓦。学校没有教材，的都是成沓的油印的学习材料。而这些摸上去滑腻腻的油印资料，是顾红星的至宝，甚至晚上不去多看几页都睡不着觉。
冯凯也没有想到，这个瘦弱的顾红星，居然对痕检专业钟情至此。每天上课那么累，顾红星下课回来还带着老师的实验教具，非要让冯凯在不同载体上按下手印，然后自己再用粉末给刷出来。刷出来就刷出来吧，他还把指纹用胶带固定好，告诉冯凯他们俩的指纹有哪些不同点，如何能分辨出这枚指纹是左右手、哪根指头的指纹，又如何进行鉴别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