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的是，与此同时，成方却日渐壮大，最后成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大公司，袁景瑞成了商圈里的风云人物，程慧梅也坐享其成，从一个丧夫背债的老女人成了商圈里炙手可热的传奇人物。
老张家的人都坐不住了，尤其是他们俩，当时成方已经将公司重心移到了上海，他们跑到上海去闹了几回，一开始都是程慧梅出面的，每次闹过去就给他们开支票，他们尝到甜头，慢慢胃口就大了，之后有一天突然换了袁景瑞出面，坐在大桌后与他们说话，也开了支票，一边写数字一边慢慢说，“拿去省着点花，这是最后一次。”
他们正看着那数字高兴，听到这句话立刻横眉竖眼地抬起头来，正要开口，却对上袁景瑞鹰一样的眼睛，眼神锋利得像刀子，让他们顿时失声。
不过对于钱他们是不会退步的，张大丰很快就叫出声来，“什么叫最后一次，成方是我爸的公司，我爸要是没死，今天轮得到你坐在这儿吗？这些还不都是我们兄弟俩的？你跟程慧梅算什么东西？当年我们签协议的时候是给你们骗了，就用那么点打叫花子的钱打了我们兄弟俩，警告你，这些钱都是我们应得的，要是你们不给，我们就告你们侵占我们老张家的财产去。”
袁景瑞冷笑了一声，“是吗？”又举起那张支票，“那你们是不同意我的条件？”说完作势欲撕。
张大才立刻往前跨了一步，笑着道，“这支票我们要了。”说完拿了就走。
走到门外张大丰还对弟弟抱怨，“这怎么行？我得把话跟他说清楚，这就真是最后一次了啊？”
张大才冷哼了一声，“那是在他的地盘上，好汉不吃眼前亏，有钱先拿了再说，你急什么，他要撕破脸皮，打起官司来也要钱不是。”
就这样，张家兄弟就真的回乡找了些当年的亲戚作证，打起了官司，告的却不是袁景瑞，而是程慧梅，说那张协议是他们被后母欺骗签下的，还说老头子的死跟这个女人也脱不了干系。
只是没想到，官司才报上去就给压下来了，并且来了一群来路不明的男人将他们带走，说是有人要跟他们谈谈，就把他们两个关在一家小旅馆里整整十二天，给吃给喝，但一步都不许离开屋子，也没人跟他们说话。
一直到他们以为自己这回死定了的时候才有人来，对方是个看上去有些文弱的青年，可负手说话的时候，阴冷渗满了整个房间。
他就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是男人，要言而有信。”
还有一句是，“还有下次，我养着你们，就这样，到死。”
吓得他们屁滚尿流，家乡都不敢待了，一得自由就逃去了北京。
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人是上海滩有名的黑道中人，姓尹，也不知怎么会跟袁景瑞扯上关系。
不过他们一直都是知道袁景瑞的厉害的，当年他从深圳刚到浙江的时候，一个外乡人跑到全是自己人的厂里，还要大刀阔斧地搞改革，想让他吃吃苦头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他看上去斯斯文文，身手居然不错，让找上门去的人个个吃了大苦头。
就这样，到底他们都没能动过袁景瑞的一根汗毛，现在想想，袁景瑞能稳稳当当走到今天，说不定背后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物在，说不定他本人就是混过黑道的。
就这样，张大丰与张大才再不敢往上海去，就在北京漂泊了数年，直到三个月前，这个姓温的男人找到了他们，第一句话就是。
“如果还有机会让你们拿回成方，你们愿不愿意与我们合作？”
拿着保温壶往医院走的时候，董知微觉得自己在做梦。
而且是个恶梦。
为什么她上班时间要往医院跑？她不是做秘书的吗？为什么她一个做秘书的，手里拿的不是文件夹记本而是一个保温壶？而所有为什么的重点是，为什么她要为老板的母亲送炖品去？她又不是做保姆的。
但是早晨袁景瑞所说的话犹在耳边，她的老板大人，就那样轻描淡写地道，“董秘书，是这样的，关于这件事情，我还需要你帮一点小忙。”
她听完之后立刻拒绝，“袁先生，我不认为这件事属于我的工作范畴。”
他已经在办公桌后坐下了，闻言抬起头来看她。
“你是我的秘书。”
“是，可我……”
“你为我工作。”他打断她。
“是的。”她无奈地。
“那就是了，为我分忧，也是你的工作。”他下结论，又低头把她昨日交给他的那份文件夹打开了，看了两眼。
她立在那里，半晌不能动弹，脑子里天人交战，情绪告诉她要拂袖而去，理智却逼着她要三思而后行。
老板的母亲仍在医院，这个男人对他母亲是很用心的，撇开其他，这一点她到底是觉得感动的；他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老婆，除了他没人照顾那个老人；哦，他可以请护工请保姆，可是，他有顾虑，多半是不放心那些陌生人；还有，他若是整天待在医院，公司有许多事情就无法顺利进行，成方会很乱，他若不出现，她这个做秘书的，一定会疲于奔命……
董知微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习惯，当她遇到一件自己无法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事情的时候，她会努力地替它找出一些可以让她接受的理由来，就像现在，她僵立在原地，大脑飞地运转着，说服着自己，耳朵里几乎能够听到“刷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