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如果不是连续击打，很难在同一个位置留下密集的损伤。”我说，“前提是，我们没有发现死者上身有被约束的痕迹。”
“对啊，他不可能不反抗、不躲闪。”黄局长说。
“大宝开始推测是不是第一下就把人砸晕了，后面就连续砸了，现在看，死者的颅内损伤并不严重，看不到脑挫伤，仅仅是小脑附近有一点出血，不太可能是第一次就被砸晕了。”我说。
“理化那边也排除了常规毒物中毒致晕的可能性。”韩亮看了看手机，说。
“是啊，没有致晕的因素，他为什么不躲闪？躲闪是下意识行为啊。”我说。
“那你给出的解释呢？”黄局长听我还没说出结论，有些着急了。
我说：“别急，师兄，你再看看死者颅盖骨的骨折。他的颅骨很厚，颅盖骨的骨折都是线形骨折，程度不严重，但是多条骨折线都能和头皮创口对应上。只是有个问题，骨折线没有截断现象啊！”
《法医病理学》中明确写过：线性骨折有两条以上骨折线互相截断为二次以上打击，第二次打击的骨折线不超过第一次打击的骨折线，这就叫作“骨折线截断现象”。通过骨折线截断现象，可以分析打击的次数和顺序。
骨折线截断现象（颅盖骨）
可是，死者头部的多条骨折线，并没有骨折线截断现象的出现，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被多次打击。
“你是说，它们可能是一次性形成的？”黄局长瞪大了眼睛。
“是啊。”我说，“我们做个假设，假如这个人倒立入水，恰好水中有一块大石头，大石头上的13处凸起和死者的头顶部作用，不就可以同时形成这13处损伤了吗？13处损伤一次形成。”
“石头上不规则的凸起，这个倒是合理。但是，你怎么证明你的观点？”黄局长接着问。
我又用止血钳指了指死者的颅底，说：“你看死者的颅底也有骨折。这个位置是外力不能作用到的。但是，如果死者是倒立入水，头部受到石头的撞击，颈椎因为惯性作用，撞击枕骨大孔，就有可能造成枕骨大孔附近的颅底骨折。如果不是这种可能性，你还能想到什么方式，仅仅造成枕骨大孔附近的骨折吗？”
黄局长和大宝足足想了2分钟，也没有办法反驳我的观点。
“是不是？想要解释尸体上所有的损伤，这是唯一一种可能。”我说，“福尔摩斯说过，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剩下的唯一一种，即便再难以置信，那也是真相！”
“可是尸体被捆绑了双脚、封住了嘴巴啊！”黄局长说。
我哈哈一笑，说：“你去看看我的微博，我还专门写过‘反绑双手上吊’‘封嘴自杀’的相关科普呢。你想想，如果真的是有别人去做这件事，为什么只封嘴巴、只捆双脚，而让双手处于自由状态呢？其实一个人若想捆绑自己的双手也是可以的，但是死者可能觉得太麻烦，就没有捆。”
“你是说，他是为了防止自己下意识求生，所以故意封了嘴巴，不让嘴巴呼吸，逼着自己吸入水溺死；为了防止自己下意识游泳，又捆了双脚。”黄局长说，“这种情况，我以前也是见过的，死者坚决要死。”
“他会游泳的，对吧？”我问。
“是的，会。”黄局长说。
“那一切就合理了。”我说。
“你说合理有啥用？”黄局长说，“这种架势，捆了双脚和嘴巴，头上又那么多伤，你让我去告诉死者家属他是自杀，我怎么说服他们？他们又不懂法医学。”
“是啊，如果是命案，破案倒是容易。”大宝说，“如果是自杀，还是奇特状态下的自杀，想要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可比办一个命案难多了。”
黄局长点头认可，说：“立案容易，撤案难啊！没有充分的依据，上头不可能同意撤案的。”
“别急啊，证据肯定是有的。”我指了指从大门口进来的一脸慌张的林涛说道，“林涛，胶带上是不是只有死者的指纹？”
林涛先是一愣，连忙问道：“你怎么知道的？我现在怀疑凶手有可能戴了乳胶手套，因为如果他戴了纱布手套，我就能找到纱布的纤维碎屑，可是没有啊！除了死者自己的指纹，什么都没有！那只能是乳胶手套了！”
“不是乳胶手套的问题。”我说，“死者是自杀的。”
为了让林涛尽快回过神，我又把判断自杀的依据和他说了一遍。看着林涛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我知道我们得抓紧寻找其他证据了。法医发现的问题只是证据的一小部分，如果没有其他更加直接的证据支撑，形成不了完整的证据链，这样的结论连我们自己人都说服不了，更不用说对刑侦毫无概念的死者家属了。
“可是，除了监控和手机，还有什么可以作为证据吗？”黄局长问。
“找到死者的落水点。”我说，“落水点一定有大量的证据可以发现。而且，如果不知道落水点在哪里，我们就无法找到河底形成死者头部损伤的大石头。正常情况下，小河的河底都是淤泥，只有找到了大石头，才能彻底印证我的推断。”
“我在现场的时候就说了，落水点找不到的。”黄局长说，“什么时候搁浅的不知道，水流也是不稳定的，上游那么长，总不能在河岸两侧一米一米地找鞋印吧。”
“能找到。”我微笑着说，“你忘了一个关键的因素。”
“倒立！”韩亮最先反应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