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想象着自已正经历着徐霞客——一位16世纪著名的中国游记作家——环游中国，寻找和欣赏中国最壮观的风景的那种经历。
人们称它为教堂，但它实际上只是一间简陋的平房，用红砖建造，标准尺寸为240*115*53毫米，这是当时最常见的建筑材料，由于缺乏粘土，这种材料逐渐被淘汰，粘土是最重要的成分之一。
所有70年代和80年代建造的建筑，包括我的家，都是统一的红色，因为所有建筑的外部都是建筑材料的裸露表面，即红砖。
所有的建筑都没有粉刷过。
红砖建筑是我童年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教堂看起来和我家一样大，但它通常每周日举行80多人的聚会，而我家只有5个人。
房间里总是挤满了人。长凳首尾相连，以便让更多的人挤进去。
人群中的大多数人是年轻人或中年人。
他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衣服，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的其他人一样。
会场里的人通常比外婆高不了多少，那时每个人都很瘦。
小教堂是一个简单的房间，里面摆满了长凳，没有圣坛，没有讲坛，也没有十字架。房间的尽头只有一两平方米的空地。
牧师会站在空地的中央向会众讲话。房间里非常拥挤。
后面总是站着一群人，因为没有足够的座位给每个人坐。
我几乎看不见周围的东西。无论我朝哪个方向看，周围的成年人都挡住了我的视线。
人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我甚至动弹不得。
有时，我不得不坐在外婆的腿上。
在做礼拜的过程中，我通常只看到外婆的一侧，以及我周围陌生人的背部或膝盖。
这地方很朴素，所有的东西——墙壁、天花板、地板、长凳——都是光秃秃的。
我不记得曾经见过十字架。
没有办法知道人们在那里是为了什么，除了每个人，包括外婆，总是喃喃自语两个词:YesuJidu和ahmen，在中国相当于耶稣基督和阿门。
牧师是个相貌平平的人。他总是穿着朴素的衣服。
我不记得曾见过他穿过神职人员的长袍。他中等身材，比会众中的一般人矮一点。
面对一大群人，他就像一个小生命，这些人就像巨浪，很容易吞没他，淹没他，但他总能用他那神秘的轻声细语来安抚他们。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
无论我多么努力，我都无法弄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我尽可能地拉紧脖子向前倾，而不撞到前面的人，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小，我稍微动一下，就注定会和别人发生身体接触。
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我的听力有问题，或者这个人说的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方言或密码。
然而，我似乎是唯一有这些问题的人。
会众总是在牧师说出的字句之后，有节奏地点头和念诵“YesuJidu”和“amen”，像节拍器一样附合牧师的声音。
当我们到达教堂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他们的声音和中国人在任何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习惯一样大。
然而，当牧师开始用他那难以分辨的低语声说话时，人们的声音就安静下来了，并迅速融合成一种对牧师话语的赞赏和赞同的嗡嗡声。
他们的身体蜷缩着，充满敬畏，他们的头谦卑地低着。
外婆也这样做了，她也紧紧地闭着眼睛。
她的双眉结成一个结，额头上出现了皱纹，好像她很痛苦。
坐在外婆身边，我一直在想，牧师说了些什么，让人群如此关注和尊敬，让外婆露出痛苦的表情。
我想问外婆牧师讲了些什么，但房间里太挤了，周围的成年人都往我身上挤。
我说的任何话都会被站在我们旁边的人听到。没有隐私的空间。
所以我忍住不提问题，因为我不想显得粗鲁或愚蠢。
这些问题是留给去教堂或回家的人的。
我们把这个话题重复了几百次，但我从来没能从她那里得到任何明确的答案。
对于我一连串关于小教堂的问题，以及她为什么去那里的问题，她总是闪烁其词，回答得简明扼要。
20世纪80年代初，当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有两年的时间她一直参加星期天的礼拜。
那是一个“非常共产主义”的时代，宗教机构几乎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