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借住者需要参加义务劳动，完成一定的劳动学时，如种菜，或参与新村建设，即用劳动偿付住宿费用，刘贺称之为“勤工俭学”。
昌邑王还告诉老师，说山下的村庄取名“书院村”。有村民1千户，其中孩童将是这第一座建成的新式学堂的主要生源。
以后这样的村庄还将建设8个，配套这样的新式学堂8个。
后来，昌邑王真的一年建一个，八年建八个。
当昌邑王征询严师的意见，拟在这里上学前三年是免费的，然后安排一次学业考试，若通过，则可以继续在这里学习二年，仅适当收取部分食宿费用，学费仍然免收。
可以留下来的人还有机会成为老师的助手，昌邑王给发工资。
严师连连称赞昌邑王“爱民如子，以民为邦本和重视教育”的为君之道。
书院为严师专门安排了办公室和宿舍。至于住处，则是在昌邑王府内的一单幢楼阁。
一心扑在昌邑国教育事业上的严君平的贡献在于，创新性依儒家修身之道、儒家处世之道、儒家治学之道、儒家治国安邦之道四个维度设计新式学堂的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
六经等儒家典籍、儒家人物、儒家礼仪、儒家养生、六艺为基本必修课程，并开设有少年问道、青年研学、成年补习、高管精进等为昌邑国培养各式人才的特色班。
严君平在昌邑国五年布道的过程中，极力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已的特色和主张，独创辩机制度，一种学术活动，辨“异”，辨章学术。
即，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可旁听，若有知见，也可举手发言，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
近距离地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辨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高尚、快乐的事。
如此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
君平书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令“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
从精神层面讲，书院期望通过教育恢复人性，激发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
从文化意义上，书院要求学生“诗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注重道德操守，从而明理有为。
需要指出的是，书院既有遵守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
刘贺需要实干兴邦的人才，而不是空谈误国。
“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昌邑王刘贺不要“书呆子”。
如昌邑王府以“爱民、重农”为诉求在君平书院设立“月令研究室”，
着重研究较早记录时令的《尧典》《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又名《淮南鸿烈》）等文献，包括司马迁《史记》之《历书》《天官书》中的历代月食记录资料和异常天象的描述。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行时令，敬若昊天”，以服务农事；
“因天时，制人事”，为国家决策提供建议；
“因时用民，以时用财”，“爱惜民力”。
月令研究室的规格极高，为昌邑国农业司派出机构之对司长直接负责之顾问单位，其负责人可以直接参与昌邑国内阁涉农政策之讨论。
学而优则仕，月令研究室治学之人，若有独到见解或重要发现，一经录考，亦可由此路径入仕昌邑国王廷。
故后来，君平学院为天下儒道云集辩机者众，盛况空前，可谓“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
特别是在“礼制”“礼仪”“礼义”等方面有诸多交集和辩论，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以至后来“礼”学成为君平书院的必修重要课程。
即以《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为基，参考“大抵皆袭秦故”（《史记?礼书》）之叔孙通所作礼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由于就学者众多，书院不得不分置“明堂”“辟雍”“灵台”三个大礼堂为公共教室。
但“杂得多了”，就有散乱和矛盾的地方出现，并引起更多的争议，故君平书院非常重视文本校勘工作，以统一文本之共识。
就连昌邑王探访严师时，若有闲暇，也参与校正、标点事务。
同时，严师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查考辨异，以系统化而成独特之汉家礼仪。
喜欢诗歌、兴趣道家洞经的他，更想将经学、文辞与礼制合为一体，以期共同为政治服务，并欲突破“汉承秦制”的治政模式，而以礼义教化为汉世开长久太平，“成长治之业”。
这也是他和长大以后经世小成的刘贺讨论最多的事情。
第3集汉大赋与画像石
严师后来想到用礼文集合体之“汉赋”这一建立在承继礼乐、王道的基础之上的“图画天地，品类群生”的赋体文学来归集之，灵感来自于对战国青铜器图像纹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