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的香蕉林密密匝匝，全是各家各户承包种的，浴在将逝的晚霞中，像要着火似的。
路生喜欢香蕉树，这种植物不仅有萧瑟的古意供墨客骚人吟咏，它弯弯的簇生的果实还像大家庭一样给人相亲相爱的感觉。秋天的时候，令箭一样的花一闭合，就有月牙一样的香蕉一圈圈围绕着花穗生长。如果把香蕉比做孩子，那么孕育他们的母亲香蕉树是任劳任怨的。他们比着谁的孩子多，太多的话，母亲就会谦逊地鞠躬，好像站在舞台，面对如潮的掌声。
路生最喜欢帮阿婆砍香蕉，完事后，一左一右，像扛大刀一样扛着一穗香蕉，神气活现地回村子里炫耀。
收获的季节，一到晚上，村子里都是小孩子们的“刀光剑影”。他们扛着一杆杆香蕉出来打仗，香蕉皮一拨，就是手榴弹，扔别人脑门，不痛，但可以把人打得很狼狈。而那粗壮的假茎就是英雄们的武器。
孩子们作战是分队的，比如说这一伙是红军，那一伙就是日本鬼子，在协同作战中，路生渐渐有了朋友。
跟他很要好的几个，比如阿牛、阿贵，经常瞅他父母不在家的日子来他家祸害，拧开他家卫生间的淋浴头，抹他母亲的沐浴露，将泡沫溅得满墙壁都是。他们光着身子一个个房间地穿梭，把地毯踩出湿漉漉的脚印，又随便乱翻柜门，瞅到可吃的，就打开吃一点，也不管是药还是酒，大不了“啊呸”吐掉。作践够了，他们围着那时候还很新鲜的电暖锅，在里头扔一条捉来的江鱼，再下路生种的菜，作火锅吃。吃到犯困，关了电倒头就睡。醒来后，他们摸到江边，鱼一样跃入江中，在月光下划出好看的弧度。
江不算深，但每年都会淹死小孩，即便如此，每年还总有小孩子奋力往里面跳。对他们来说，死亡是个遥远的词汇，轻薄得感受不到重量。年少时光漫长得像荒原上的草，他们真想一把火烧掉。
慕远希望在杨美长长久久地生活，但是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家再次搬迁。这次是因为他爸死了。
那年五月，徐曼独自回来，带着一只骨灰盒和一只皮箱。
守灵那夜，儿子问：“我爹是怎么死的？”
徐曼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回答。
走私，这两个字，原先对她和老易都是陌生的。老易只知道野狼人情广，面子大，生意好做。他的任务就是帮他收钱，然后通过地下钱庄汇到境外的户头。他不问为什么，有什么好问的嘛，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不短他工钱就好。徐曼是忙不过来时被他拉下水的。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夫妻嘛，有钱一起捞。那时候野狼的生意如日中天，谁会想到会出事呢。
有钱了，就吃香喝辣，穿金戴银，春节的时候衣锦还乡，大把洒钱，听别人奉承，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其实等到出事，野狼让他买通潘时人的司机把人家女儿绑走，他知道自己要做替死鬼时也并不特别怨恨野狼。
要不是他出面，当年被医院遣走的儿子小命不保；要不是他栽培，他至今还是马仔一个。别说衣锦还乡受人尊敬，就是连爱吃的猪头肉都不能畅快享受。他心目中的野狼，是尊敬的老板、可亲的大哥，从没有人待他那么和蔼，也不会被人这么器重。他完全值得他肝脑涂地地报恩。
他没什么文化，就是小时候听过几出戏，什么桃园结义，什么赵氏孤儿……知道男人之间重的就是义气、讲的就是恩情。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疤，3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为自己对得起野狼而欣慰。
老易对野狼的感情，徐曼是知道的。她没见过野狼，但野狼在他们员工当中很有口碑。他出手大方，与人为善，总听着人传他修路办学的事迹，员工有个糟心事，他也会派人摆平。他的手下都忠心耿耿。在他们这群法盲看来，法律离他们很远，而情谊离他们很近。没有他，他们要下岗失业，政府也不会丝毫体恤；有了他，那抽象的国家照样筋骨无损。这其中孰轻孰重，一辨就知。
在野狼手下干活，徐曼并不觉得亏心。她只是偶尔会不知如何回答儿子的提问。比如他问，你和爹是干什么工作的，为什么这么有钱？这让徐曼每次撒谎的时候都会涌上愧疚。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反正开烂了局，怎么坏都能忍受，但儿子不能，儿子要光明而正当的前途。这也是她跟老易规定好了的，他们做的事，坚决对儿子守口如瓶。
可是现在，面对儿子清亮的眸子，她拙于应付。
她觉得人生最糟糕的就是不能对孩子理直气壮。孩子纯洁美好，又纤细脆弱，要怎么小心才能让他们安全地长大啊。
杨美没法呆了。徐曼拿了野狼托人给的一皮箱现金带着慕远藏身广西一个小城市。
原本，野狼已经给徐曼母子安排好出路，偷渡澳门，再去新加坡。但徐曼为了儿子决心金盆洗手。她不想儿子非法偷渡，不想他的未来颠沛不定，最关键的是，不想编着谎言支支吾吾躲躲闪闪回答他的“为什么”。
他们一开始租住旅馆，随身带的巨款不敢拿去银行存，只好买了只保险箱搁在屋里。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露了口风，等她物色好房子欲付款的时候，发现保险箱里的钱一张张全换了冥币。报案自然是不敢的，只能忍气吞声，还要庆幸只是破财没有劫人。
她急切需要一份工作，可人生地不熟，一时之间如何找去？她硬着头皮让旅馆老板娘介绍，老板娘用眼扫着她，说：“你这么漂亮，要钱不难，就看你做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