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四年，顺治皇帝迁居北京之后，大明江山便成了大清的天下。多尔衮自从将福王使臣遣送回去之后，并没有将弘光政权放在眼里。但现在大清国在北京立都，一国不容二君，所以他便思量着征讨弘光政权了。
令多尔衮感到惊奇的是，弘光政府虽然腐败透顶，但其兵部尚书史可法却是有口皆碑的忠义之士，多尔衮心里顿生惜才之心。为了劝史可法归降，多尔衮挖空心思写了一封信给史可法。信中称：
比闻道途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失。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乐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爱整貔貅，驱除狗鼠。……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旝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沈。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
史可法看多尔衮的信中有“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不禁莞尔。心想：李贼从何处得燕都？然而，史可法毕竟是个方正之人，他虽然拒绝投降多尔衮，却仍然给多尔衮回了封很客气的信。信中称：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求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问逐来。……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悲不自胜，仅允监国。……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成，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辑群黎。且罢剃头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震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者，莫不长跪北向。……乃辱明谕，特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失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良好崇仇；窥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
多尔衮看完史可法的信之后，内心对史可法的敬重又增加了一层。虽然如此，然而又不得不征讨弘光政府，所以其内心顿生一种悲哀。
然而，就在清军打到淮、徐，江北快要保不住的时候，守备在江北四镇的弘光政权的官兵还在抢占地盘，相互火并。
四月十三日，清兵兵临扬州城下，包围了扬州城。驻守在扬州的史可法见势危急，便咬破手指，以血书信告急急送朝廷。
四月十四日，弘光帝召见群臣。
大臣之中有人提出“淮、扬最急”，应赶紧调兵防御增援。但马士英为了把持朝政，压制东林党，欲撤二镇江防兵去对付左良玉。马士英认为：宁可使君臣一同死于清兵之手，也不能死于左良玉之手。
众大臣见马士英如此败坏，便将史可法的“血书告急”示与皇帝。朝廷上下顿时议论纷纷。
马士英见众口一词，自己的主意要被推翻，便眦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众大臣自然不敢再开声，连弘光皇帝也被吓懵了。
于是，史可法断了援兵，只有死守。
四月十八日，清军又招降史可法。史可法置之不理。
四月二十日，清兵对扬州城猛烈攻击，史可法虽然身先士卒誓死抵抗，但不久之后，扬州城便沦陷，史可法被俘。
多铎按照多尔衮的旨意，又一次劝降史可法。史可法慷慨回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多铎见其心意甚坚，知无法招降，便于四月二十五日将其杀了。
扬州沦陷以后，清兵便如入无人之境。六月二日，清兵乘势渡过长江，占领南京的屏障镇江。南京城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