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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林强，我想跟你说的是，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眼上，
就像是蒙了那么一块红布。
我的幸福如此盲目。
我盲目的追寻着那种幸福。
从小到大这些年来，若说从梦中哭醒，我只经历过两次，一次，是我还很小的时候，梦见父母弃我而去，我吓得不敢动，哭得泣不成声。另一次，是在东四老宅，第一回和林强□之后，梦见他弃我而去。他就在我前头走，我却怎么也追他不着，那次，我抱着他的胳膊哭出声来，他是如何安慰我的，我永远也忘不掉。
他说他不会走，肯定不会，绝对不会。
然后，二十啷当岁的我那时尚不肯承认，世上有无数种可能，却没有一种可能叫做“绝对”。
于是，他离开时，我很彻底的领教了一次所谓“世事无常”。
于是，他回来时，我在领教这无常的同时，多了一点兴许只有年过三十的人才懂得的感伤。
他回来了，他就在我身旁，我可以伸出手就去拨弄他的发梢，我可以探过身就去感受他的体温，我可以在呼吸时嗅到他的味道，可以在将耳朵贴在他胸前时，听见他均匀的，有力的心跳。
可是，我想说，看着你睡着时那平静祥和的脸，我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林强，你一定不会知道。
一九六九年，是个或许没什么特别之处的年份，虽然在后来才知道那年美国人登月成功，甲壳虫乐队唱红了那首《黄色潜水艇》，国门以外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儿，可在我家里，能称得上惊天动地的事儿，就只有一件——我的出生。
长大后我听我妈说过，刚出生的时候我长得并不好看，甚至可以说是难看，浑身上下黏黏糊糊，一张脸皱皱巴巴，咧着嘴却不会哭，接生的大夫说，不哭就是没有呼吸，没有肺部活动，于是，在我妈害怕之前，大夫就把还没多半条胳膊长的我倒提起来，照着我后背就是两巴掌。
“你哭得，就跟谁要宰你似的。”我妈回忆当年场景时这么说。
我的命，是巴掌打出来的，我琢磨，可能出生时的不顺心，便注定了我之后多少年都顺心不了的命运，尤其是现在像这样一点点回顾，就更有了这种感慨。
六九年，文革的第四年，我非要在这时候投胎，估计也是遇上什么倒霉事儿都活该了，全中国都在闹腾，全中国人民都在闹腾，我出生在一个红色浪潮，或是红色梦魇席卷大江南北的时代，于是，从打还没怎么记事儿起，我就不得不去做这个时代的牺牲品了。换句话说，孩子虽然无辜，可摊上了“有罪”的家大人，你再无辜，也没人为你申诉。
我爸，就是被“踏上一只脚”的“罪人”，他成为罪人之前是个文人，也就是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可那个“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年月，我这个胆敢说真话、写真话的爸，就很快成了专政对象，成了“资产阶级”，成了“坏分子”，成了“反动文人”，成了应该被打倒而且要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对象。
据说，那些年，他吃尽了苦头。我妈不告诉我具体的细节，我一问，她就哭。还是后来，我偶然见到我爸脖子后头一道挺长的疤痕时，他才用似乎很轻松的口吻告诉我，那是当初他挨斗的时候，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头牌子，那栓牌子的细铁丝生生勒出来的，牌子上，是他的名字，名字上，还有一个大大的，黑色的叉。
我听了一半，就再也听不下去了。
我总想，我爸虽是个知识分子，却也是个血性的汉子，抄家，他没怕过，挨斗，他没憷过，下放边远农村他没低头过，没哀求过，他只在红卫兵要烧他那成堆的书时是真的急了，他挣脱了压制着他的手，就那么一个猛子扑到火堆里去抢了，谁都说，这臭老九疯了，疯子才有这么大劲儿，疯子才会在火烧了手，燎了眉毛之后都觉不出疼。
于是，我爸这个臭老九，这个反动文人的代表，又成了疯子，成了那些所谓的正常人口中的疯子。
“得亏有人说我疯了，要不非死了不可。”让人当疯子对待了好几年的，我那满身伤痕的爸，曾经这么笑着对我说过。
我不知道他笑里有多少泪。
有时候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早出生几年，但凡我爸挨斗的时候我已经十八九岁，看你们谁敢动他一根指头？！谁敢动我们家一根指头？！
“你这个爆脾气，到底随谁了？”我妈笑我。
“随我爸。”我说。
“你爸脾气爆吗？你爸顶多就是倔啊。”我妈又笑我。
“那，隔代遗传，随我爷爷。”我又辩解。
“你爷爷脾气倒是大点儿。唉，你们老景家人呐，除了倔的就是脾气爆的，一个好说话儿的都没有。”我妈抬手戳我脑门儿。
“不好说话儿这还受人欺负呢……”我嘀咕了一句，不再多顶嘴。
其实关于我的脾性，还是裴建军的形容最到位，他说我是属炮仗的，一点就着，着了还就一声巨响，一蹦老高。
对于他的话，我懒得多说什么，反正这老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开玩笑时他还说过更欠抽的话，说我姓景，翻翻字典，景就是日光，单名儿一个皓，再翻翻字典，皓是月光，一日一月，一阴一阳，你严重阴阳不调和才脾气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