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这样的本子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以前也有过歌迷把剪贴本给我们寄来看的事儿发生，至于千纸鹤什么的也已经不再看着新鲜，要说这个本子唯一让我不明白的……
就是为什么上头的字可以难看成这样。
我抬头瞧着对面清清秀秀的女子，有点尴尬的笑了一声。
“哦……对了，这不是我的。”她显然聪明得很，可以立刻明白我的质疑，“这是我们店里一个小伙子的，他说上回您和您父亲来买手机，他就觉得您是那个……”
“‘桥’。”我已经有些恍然了。
“对，就是这个乐队的。不好意思，我不大懂摇滚。”那张清秀的脸上浮起淡淡的潮红来了，“上回他没好意思问您，然后，他说这回无论如何，也得等您取手机来的时候，让您在这上给他签个名儿。”
“行，我明白了。”我吁了口气，“那他怎么自己不给我啊？”
“他怕要是让您在店里给签名，让老板知道说他。而且他是刚来没多少天的，我们那儿新员工上班时间不让随便出来。”
“嗯。那你呢？”点了点头，我接过从她手里递过来的签字笔，拔开笔帽的时候，我不经意的问。
“我不是值班经理嘛。”又是那个腼腆的笑，“多少有点儿……”
“小特权。”翻到空白的一页，我边淡淡回应般的笑，边还算挺认真的签了个名。
“就算是吧。”我听着她的声音，合上本子，再度抬起头来的时候，正对上她有点拘谨但是相当恬静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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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田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一个代替别人要签名的机会开始，开始了后头所有的种种。
其实回想起来都觉得不现实，可我那天确实是没有在给了她那个签名之后立刻离开，我跟她聊了一会儿。
确实只是一会儿，但又好像过了很长时间。
聊天最初是很客套很没内容的，问她做了多久这个工作，问她是不是挺辛苦，问她从哪儿毕业的等等。而到了后来，交谈的内容就复杂了，如果我没记错，似乎是从我问她是不是北京人，父母都好不好开始的。
问到这儿时，她迟疑了片刻，随后轻轻摇了下头，跟着是一个无奈的浅笑。
她说，她没有父母。
她是跟着姑姑长大的。
说实话我有点惊讶，但又总觉得似乎还是在情理之中，而在之后的相处里，这种她是个让经历造就成这种安静性格的判断就愈加肯定起来。
该怎么说呢，田惠是个多少有些可怜的女人，好像上天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对他格外的“眷顾”，那是一种破坏性的“眷顾”。
她是家里的二女儿，上头有个大哥，兄妹俩年龄相差很大，田惠出生那年，她大哥已经是快要初中毕业的年纪了。她的父母一直想要个女儿，只是，对于他们来说，甚至对于这个孩子本身来说，出生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件幸事。
她的父母，都是文化人，我爸那种文化人，也就是所谓的“高知”。她后来告诉我说，就在一九七三年，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下来之前，他的父母，这对从文革进入到狂热阶段开始就一直受迫害的“高知”夫妻，在某个安静到显得死寂的夜晚，双双吞了过量的安眠药。
就像那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的下场一样，死，是他们最悲怆的抉择，与结局。
并不能说选择了死亡的人懦弱，那个时代，有骨气的人，为了信仰而死，没胆量的人，为了解脱而死。但无论如何，死，都给每个选择了它的人开了一扇足够宽敞的门，走过去了，就是一了百了的释然。
人都说知识分子心眼儿窄，容不得人说一个“不”字儿。于是在满都是“不”的年月，有的人敷衍趋势去了，有的人慷慨赴死去了，有的人像牲口像草芥一样的活下来、熬过来，也许能东山再起，也许，就像我爸那样，成了个宁可平淡隐居在闹市间过着不为人知的日子的凡人。
学者的光环，他自己摘下去了，我想，他是再也不想戴，再也戴不起了。
田惠的父母，用死亡作为坚守着那光环的最终方式与宣言。
那之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关于要对部分知识分子网开一面的指示下来了，他父母没有赶上，没能等到。
于是，她和她哥哥进了姑姑的家门槛，于是，那个原本就清贫的家庭又多了两张饥饿的嘴。那年，田惠刚刚学会走路。
“我还不怎么会叫‘爸’‘妈’，就要重新学着叫‘姑姑’‘姑父’了。”她说到这儿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哀伤，她说那也许是因为自己几乎对父母没有来得及存下些什么印象和记忆，我想，那只是个不想让自己过于哀怜自己的借口。
不过，打击还远没有结束。
文革在三年之后偃旗息鼓，画了句号，又是三年之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那年，他大哥田缨上了战场。跟着他最崇拜的许世友将军的队伍，上了老山前线。蜷缩在猫耳洞里，用血肉之躯守着那方寸之地。
我想现在的孩子听说过猫耳洞的怕是已经少之又少了吧，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猫耳洞并不是陌生的名词。我不记得我少年时听过多少老山英雄的事迹，也没想到在时间已经走到无所谓有没有英雄存在的二十世纪末，会再接触到老山英雄这个名词。
那是个无名英雄。
田惠说，她记得的，关于大哥的最后印象，是那张年轻的脸在告诉家人自己即将跟着“和尚”将军上战场时的亢奋，“军人生来为战胜”，他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