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吴倩打我拷机，听着蜂鸣声我特别的兴奋。
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外面黑蒙蒙的一片。就像漫天泼了一桶墨，又好像遮天避地盖了一张黑布。天上半个星星也没有，以至于我怀疑是否正处在混沌初开的时代。
我房间里没电话。要回拷机，就只能去楼下巷子口的小卖部去。
我床头有一根拉线，连着头顶电灯的开关。摸黑找着拉线，啪嗒一声，灯随声亮。
我住在单位的一个小房子里，据说以前住着个老右派。老右派是个资深的技术人才，子女都去了国外。他坚持技术报国，一个留在国内，无亲无故。
老右派年轻时也留过洋，说得一口好鸟语。回国时过了几年好时光，正在努力研究当中，遇到了一场人生风暴，头上戴了一顶帽子，发配到偏远地方务农。
后来云过风清，老右派落实政策回城，带回来一双儿女。儿女都是天资过人的人，遇得一阵好风，先后出了国。出去后就再也不肯回来。
老右派曾经写信叫子女归国，写了几年，只言片语也未收到过。于是在某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一条裤带把自己栓在了窗台上。
到现在我半夜醒来，总是仿佛看到他坐在窗前读着古书。
我并不怕他，甚至想与他探讨一下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可惜每次我起身过去，窗台前除了我养的一盆半死不活的水仙花，连他半根毛的影子都见不着。
我下了楼在巷子口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我很专业地把拷机放在晕黄的灯泡下看着，一个一个键地按着吴倩的手机号码。
电话响了一下，通了。
“起来了吗？”吴倩在电话那头轻声问我。
我想笑，我不起来能给她复机？难道老子家里还有电话？要知道装一个电话，最少也得三千多的开户费。这对于身上长期没几两散碎银子的我，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说：“我一直在等你拷我。”
“是吗？你不是一夜没睡吧？”
我把微笑通过听筒传了过去，我说：“没什么的，年轻!”
吴倩就一声轻笑：“你来我这里吧，我们该出发了。还有半个小时火车就要开了。”
我问了她的地址，不是很远，走路过去也就十来分钟。吴倩说：“陈风，你打个出租到我楼下来。”
打出租对我来说是很件奢侈的事。我的坐出租车最后的印象还停留在毕业那年，从此以后我的出行就是一辆破单车或者挤公交车。
我站在街头等了半天没看到一辆出租车经过？这个城市正在深度睡眠，缺少夜生活的城市因此变得无比的萧条。正急着，拷机又响了，一看，还是吴倩的，只好回到电话摊边，继续拨过去，吴倩问我：“还没走？”
我说：“没车啊。”
“你跑过来吧。快点！”
放下电话，我就撒开腿跑了起来。吴倩一身黑裙站在街边等我。
“得赶紧，还有二十多分钟了。”吴倩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说。
天缘凑巧，刚好有一辆出租车过来，我们伸手拦住，直奔火车站。
火车站广场上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地等车的人，这些都是民工，这个时代的乘车大军就是民工，南来北往，星夜兼程。
我们无暇去关注他们，紧赶慢紧进了站，直接上了卧铺。
这是一趟始发车，目的地是京城。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趟始发车安排在这个时候？也许是怕这个城市太孤寂，让半夜出门的人来活跃这个没有夜生活的城市！
上了车我们径直去了软卧。列车员对我们坐软卧的人都是彬彬有礼，能坐软卧的不是官就是有钱，而且有钱还不一定可以坐。有一段时期，坐软卧还需要单位的证明。毕竟，是通往京城的车，能简单吗？
坐下没多久，列车就开动了。列车员过来给我们换了牌，等她一走，吴倩就把门拉上并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