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人立即起身，“反对，请辩方律师不要凭感觉、凭想象以及主观意识推断，扭曲事实。”
……
谢东上庭。
辩方律师道，“谢警官，公诉人刚刚质证时提到打更老头的口供说地毯上的血迹是以前流的鼻血，你懂痕迹检查，这是流鼻血吗？”
谢东道，“从出血量以及血迹分布情况来看，绝对不是。”
谢东做了个小实验，如果是流鼻血，血滴垂直落下，血迹呈圆形或类似圆形，抑或是椭圆形，但运动状态下的滴落血迹在运动方向的一侧往往还有喷溅形状。
辩方律师道，“你认为这些血迹是什么操作留下来的？”
谢东道，“发生过打斗。当时李舰在对姜暮实施犯罪，而姜暮持刀自卫，并在李舰手心和右侧腰处留下刀伤。”
公诉人道，“反对，痕迹学专家已经出具鉴定报告，无法确定痕迹是前一晚发生。且辩方律师存在故意引导行为，证人证词全靠猜想而无实证，这样的证人证词毫无意义可言。”
辩方律师道，“在您与李舰接触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李舰性侵姜暮的其他蛛丝马迹？”
谢东道，“李舰曾亲口在我面前提到过姜暮会在不承认被性侵的前提下为他做不在场证明，李舰的有恃无恐令人发指，他是一个天生的恶魔。”
公诉人道，“反对——所谓的亲口提到是什么时候，请提交相关审讯笔录。另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拒绝证人对死者进行人格侮辱。”
辩方律师道，“尊敬的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综上完全可以说明，被告人姜源杀人动机尚存在疑点。
“我方之前提交的108号证据是开庭前我向武之华取证时录的口供，武之华未否认她知道姜暮被性侵，也未否认当晚在山上，她与张文斌吵架时提起过姜暮被性侵一事，所以，真相是我的当事人姜源是因为在山上意外得知女儿被性侵而张文斌又是包庇者的这一事实，才一时激愤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杀了张文斌，后又因要为女儿报仇才杀死李舰。而本案中的两名被害者并非公诉书中所述的优秀良民，他们一个是十恶不赦的□□犯，一个是道德底线极低的包庇犯，甚至有可能是共犯。”
审判长道，“公诉人意见。”
早在这个案子还在审查起诉阶段时，公诉人便认为姜源杀张文斌用了十四刀，杀李舰用了十八刀，行为极端，而姜源陈述的杀人动机显然过于薄弱，一段时间内，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检察机关同事的重视，可是，始终找不到相关证据。
而公诉人在详细阅卷审核之后，却突然有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姜源被欺侮的情绪积压十年，突然爆发也不是不可能，至于杀害张文斌的十四刀，以及杀害李舰的十八刀，则更说明他内心的阴暗恐怖。
之所以下这种定论，是因为公诉人曾亲自讯问过姜源:
“你为什么要捅死者那么多刀？你当时是因为情绪激动吗，还是故意的？”
姜源沉默不语，就在他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却说，“我是故意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泄愤？法医的鉴定报告中指出，张文斌被捅的后面那十二刀都是在他血流干后捅下去的，是事实吗？”
“没错，完全是为了泄愤，杀张文斌时，后面那十二刀都是在我准备抛尸时又捅下去的，我要让大家看到他的死相有多惨。”
“你杀李舰时为什么捅那么多刀？你不知道他的儿子和母亲都在场吗？”
“我知道，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伤害他们的感情。”
“也就是说，你完全是为了刺激他的家人才这么做？”
“是的。”
基于这段口供，公诉人认为被告人不但涉及故意杀人罪，还涉及侮辱尸体罪，性格极其扭曲，手段极其凶残，目的极其恶劣，已经触犯了人类情感的底线，对于这种存在反社会倾向的杀人凶手，绝不能姑息。公诉人在起诉书中的言辞非常犀利，坚决要求数罪并罚，强烈要求从重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公诉人想到这里，庄严地面向审判庭，坚决道，“尊敬的审判长，我总结一下焦点问题，目前判断被告人杀人动机的关键是:一，姜暮是否真的被李舰性侵，张文斌是否真的包庇；二，武之华当晚是否跟张文斌因姜暮被性侵而争吵，并被被告人姜源听到。基于以上两点，这里我做如下质疑:
“第一，姜暮有精神疾病，她的信件是否能采信需要深入判断，她讲的都是程慧芳的经历，既然程慧芳是她的幻觉，如何能判断程慧芳经历的这些不是幻觉。
“第二，姜暮是嫌疑人直系近亲属，有帮助脱罪的可能，信件内容可信度也低。
“我对信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信件内容的真实性保留意见。
“第三，武之华口供证据多次出现‘未否认’等情况，证明力存疑。
第四，被告人姜源已多次否认杀人动机为女儿被性侵。”
辩方律师愤怒道，“请公诉人认真点，我提交的三份精神鉴定书足以证明程慧芳所经历的一切就是在姜暮身上真实发生的。另外回答你的疑问，我国法律倾向于办理死刑案件，要坚持重证据、不轻信被告人口供原则。”
公诉人却道，“三份精神鉴定意见书得出的结论是否有科学性有待考证，并且，其中两份报告的鉴定期间不超过一天，时间太短，显然是在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辩方律师想要从证据数量上努力，于是在开庭前一天临时找熟人开证明凑数的，我质疑鉴定结果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