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督都察院坐班的张丹青也一刻都没闲着，每日上朝都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和议论，争议的过程，无非就是应对燕王朱棣的策略和措施问题。翻来复去就那么几个论调，实在有些乏善可陈，每次上朝的时候，张丹青都听着想睡觉，而面对建文皇帝朱允文的提问，每次张丹青都非常的谨慎，毕竟后知后觉的他深知燕王朱棣才是最后的胜出者，实在没必要给自己埋下一个坑，所以每次面对朱允文的提问，张丹青都是不痛不痒的回答，安全在话语中挑不出任何有营养的结论。
但是自己的大舅哥徐辉祖就不一样了，明明是燕王朱棣的大舅子，徐慧祖面对燕王朱棣造反的消息，显得极其积极和上心，，但恰恰也正是因为如此，却让朱允文更加的忌惮不已，没办法，这个魏国公和燕王朱棣有着姻亲关系，再怎么宽容大度的皇帝，也无法完全的放心，所以只好选择闲置。
历朝历代都有对藩王的限制和防范，尤其是和手握重兵的大将交往以及勾结，都有相应的防范措施。
明清两朝的藩王制度都走得挺极端的，明朝藩王没旨不能进京，一辈子呆在封地，连爹妈都见不到，不能参政，只能混吃等死；清朝的藩王没旨不能出京，一辈子就在四九城里转悠，偶尔奉旨外出办个差，皇帝十分“惦记”，明清两朝都有严禁藩王结交朝臣的制度，而且非常苛刻，稍有不慎，处罚十分严厉，想逾越的，藩王要再三掂量，官员则是提着脑袋。
四九城，指北京城的皇城4个城门，内城的9个城门。
清朝在康熙以前，藩王们还是比较自由的，有能力的皇子经过考核都有从政经历，康熙也有意锻炼藩王们，但出了九子夺嫡事件后，对藩王的限制一下子缩紧，雍正帝建立秘密立储制度的同时，严令皇子结党、结交外臣；乾隆时也下诏，禁止朝臣与诸王结交往来；嘉庆时重申，禁止诸王干预朝事，甚至宫里退休的太监不能去诸王府里当差，现了严加惩处。
所以清朝的皇帝们，三令五申的严禁诸王与大臣们私下见面、结交，有些藩王经宗人府考核，报到皇帝那授有官职从政的，只能在公开场合，工事公办，下了堂口敢私下见面、走动的，一旦现，最轻的，诸王削爵，官员流放，稍重的直接杀头了。乾隆41年，乾隆皇帝的孙子绵德，本来是袭封定亲王，只因跟礼部郎中秦雄褒互相送了个礼，绵德直接由亲王降为镇国公，秦雄褒流放伊犁。
洪亮吉，乾隆55年的榜眼，翰林院编修，因上书论朝廷弊政，配伊犁。
乾隆45年，时任内务府总管是质郡王永瑢，山西巡抚喀宁阿回京，到内务府办差，顺便送了几条鱼给永瑢，因严厉的家法，永瑢打死不敢要，只能把鱼送给乾隆皇帝，永瑢受到褒奖，而喀宁阿受到斥责，再未升迁一步；嘉庆4年，编修洪亮吉想向皇帝谏疏朝廷的弊政，想着自己奏上去没什么份量，于是恳请总领军机的成亲王永瑆转递，结果被嘉庆皇帝认为是“违例妄为”，永瑆被斥责，洪亮吉定死罪，因帝师朱珪说好话，才免死，配伊犁。
魏晋南北朝时期，藩王们的身边都有一个名叫“典签”的官员。表面上看，藩王大多年龄小，没有从政经验，所以为他们配置“典签”官，帮助他们处理地方事务。实际上“典签”是皇帝为了监督和控制各位藩王，在他们身边安插的一个监督员。典签官被皇帝赋予很大的权利，以致有很多事藩王和州郡官员都没有处置权，都是这些典签官说了算，这便是所谓的“典签制度”。
魏晋之际，国家政权是掌握在门阀士族们的手上的。士族子弟不管才能如何，总能位居高位。而寒门出身的人，再有才能也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典签”在设置之初，是个位不高权不重的小吏，最初只是帮助外镇的藩王们料理日常生活的秘书，所以多由寒族人士担任。
根据《南史》的记载，魏晋时期州郡府议事，都是由官员将意见写在签上，交给典签处理。到了南北朝的刘宋时期，典签的权力有所变化，地位有所提高，职权也渐渐向处理政事方向展。
刘裕称帝后，为了避免士族门阀掌握太大的权力，有意任用寒门出身的人士掌管中书省的机要，在地方上派皇子们镇守，大州郡的刺史、太守多由皇室宗亲担任。经过宋文帝和宋孝武帝的展，权力渐渐向中央集中。但这种做法也造成了皇权与门阀之间的矛盾和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为了控制镇守一方的藩王、刺史们，中央选派寒门人士担任典签，去控制、监视地方，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宋世诸皇子为藩镇者多幼，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说明典签的权力越来越大，能够监督皇子了。
典签可以监督皇子和地方大员的工作生活各项事务。齐武帝的皇子萧子罕，在外镇山东琅琊时准备外出游玩，他的典签姜秀不同意，萧子罕就无法成行。无奈的萧子罕对母亲哭诉：“儿欲移五步而不得，与囚何异”。一个堂堂皇子，连外出游玩的权力也受到典签的控制，其他的地方官员更是不用说了。
典签们不但对皇子和地方大员的工作指手画脚，连他们的生活也要干预。南康王的长史王僧孺与一个官员的小妾私通，被南康王的典签抓了个现行，结果被抓入狱，丢了官职，过了很多年才重新起复。这说明典签不但对皇子本人，就是对州郡官员的私生活也有权干涉。
皇帝最怕外镇的皇子们与地方上的实力派相勾结。所以典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摸清楚皇子们与刺史、太守、将军们的关系。梁朝时，荆王萧眺与内史陈晚行友善，经常在一起喝酒吹牛，有时也会邀请当地驻军将领参加。这件事被典签王子切报告给皇帝，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皇帝还是将荆王召回，将他换到河东镇守，避免与原来地方势力勾结。
对一些图谋不轨的藩王，典签更是警惕性极高。南朝齐的鄱阳王萧锵想谋反，“典签知谋告之，数日，明帝遣二千人围锵府，害之”。正是典签侦知了鄱阳王的阴谋，将一场反叛扼杀在摇篮之中。
典签还有一项工作任务是对藩王和地方大员的政绩进行评估，并可以影响到这些人的政治生命。根据《南史》记载，皇帝往往会将一郡之事悉数委派给典签，让他们“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写成奏章上报皇帝，对这些地方大员的去留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如果刺史得罪了典签，很大可能会被降职降级。比如齐武帝时江州刺史与典签不和，典签将刺史的工作成绩打上不合格，导致刺史被贬。
典签采取密折将情况上报皇帝，被看成中国最早的特务。他们使用的手段基本上是秘密调查为主，手段上有别于黜陟使之类的钦差大臣那种明查。
为什么要给典签那么大的权力？
宋孝武帝是靠政变上位的，他的政变中，出力最大的戴法兴就是典签出身。所以孝武帝上位后，深知典签的能量，将典签的任用、选派之权收回到皇帝手上，将典签的职权也提升，作为监视地方大员的工具。《资治通鉴》上说：“至是，长王临藩，素族出镇，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作为皇帝耳目的典签制度正式成形。
魏晋时期作用官员采取的是九品中正制，士族在国家机关中占据多数职位，士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皇权受到很大限制。这些士族子弟过着优渥的生活，处理政务的能力很差，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但是国家需要运转，需要有人出来做事，所以很多寒门子弟不计较名位的高低，对世家大族们不屑一顾的低等职位也趋之若鹜，希望通过这些职位挥自己的才干。在这种一正一反之间，部门实权往往由一些职级不高的职位掌握，典签也由原来的处理文书、照顾藩王起居变成掌握地方权力的一个重要岗位。
在皇帝们眼中，掌握地方大权的藩王、刺史和将军们是需要提防的可怕的力量。历史上不乏从地方起兵最终夺取天下的先例，所以皇帝需要士族在地方上管理，又怕他们尾大不掉，即使由自己的皇子和兄弟出镇地方也不能让皇帝完全放心，特别是晋朝“八王之乱”告诉南北朝的那些皇帝们，自己人也未必靠得住。
而赋予寒门人士比较大的实权就没有上述的问题。因为寒门子弟没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纽带，缺乏与皇权竞争的基础，所以作为皇帝信任的寒门子弟担任的典签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限，而且更容易得到皇帝的偏袒，将他们当作中央与地方争斗的马前卒。
典签权力过大，也给政治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典签权力膨胀，导致地方上的长官没有事务决断权，不少地方大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与典签搞好关系上，对政务无心处理，或者一切唯典签是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也有一些典签利用手中的权力过分压制地方上的官员，引起了反抗或者激了反叛。整个南朝时期生过多起藩王或者刺史杀死典签反叛的事例。这些反叛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危害了皇权的统治，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当然，典签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最主要的是巩固了皇权，限制了地方上的一些乱政。比如梁武帝时，邵陵王萧纶性格暴燥，动不动就将百姓下狱治罪，或者杀掉，老百姓人心惶惶。正是萧纶的典簦将他的所作所为密报武帝，萧纶最后被搞撤职，“一郡心安”。
典签制是对南北朝时期监察制度的重要补充。当时虽然有监察制度，但中央委派的监察大员往往是士族出身，与各地士族担任的地方大员以及外镇的藩王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而寒门担任的典签，往往会为了自己的前途，只忠于皇帝，他们和士族并无瓜葛，或者利益链接很少，往往能公正执法，仗义执言，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士族大家对老百姓的欺凌。
典签制造成了地方官员权力的流失，削弱了中央在地方上的统治力度。特别是做为地方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的刺史的权力被架空或者分割，遇事无法及时处理，失去了地方政府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突事件面前，更是手足无措。
典签制是君权与地方上权利之争的结果，量是这项制度造成的中央与地方上的矛盾，对王朝的统治极为不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央政府对地方上过于不信任的矛盾展到最后，往往会逼迫地方强烈的反抗。整个南北朝时期，因为杀死典签造反的事件多达数十起，还有一些官员和将军走投无路之下投降北朝其他国家。这些投降者为了泄愤，往往会引敌国之兵攻打祖国，杀死与之有仇的以典签为代表的寒门官吏，客观上加剧了王朝的灭亡。
我们从实行典签制的南朝的兴亡中可以看出，统治集团内部如果互相猜忌，王朝的寿命一般不会长久。典签制最大的弊端是典签可以监督藩王和官员，而没有人监督典签，造成典签权力的无限扩大。
典签的权力之大，过很多人的想像。邵陵王萧子贞一次想吃熊掌，但是厨子却说因典签不在，所以不敢制作。连一个王爷吃什么都要经过典签的批准，可以看出典签制展到后来已脱离了初衷，脱离了实际。蕃王们“威不在身，恩未接下”，连自家性命都不保，后来萧鸾诛夺位称帝时，皇室大多被典签杀光。这都是典签制度给王朝带来的悲剧。
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措施和防范，更不要说制度展到巅峰时期的明朝了，魏国公徐辉祖手握重兵，他的姐夫燕王朱棣又在造反，身为皇帝的朱允文也不得不防范，面对徐辉祖的主动请战，自然下意识的选择忽视和压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