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均江、浙田赋，诏曰：“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明史卷四·本纪第四》
这是真正的倒行逆施!从上文人口普查结果可知，直隶、浙江和江西三地，是整个大明王朝最为富庶安定的地方。可是这样和平的环境是怎么来的?是靠着陕西、山西、北平、辽东一带明军抵抗北元残余的进攻，是靠着云南、四川、湖广、两广的明军平定蛮民的叛乱才换来的。你把苏州的赋税定得和陕西一样低，合理吗?整个云南布政司在第二次人口普查之时只有三十多万人，你能指望那地方上交粮食和税收吗?
上文说过洪武朝后期文官势力有所抬头，然后我们来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丁丑科会试，总共51名进士，全部都是南方人，北方士子全军覆没。为此朱元璋不但处理了相关考官，还为北方士子单独进行了一次策问，这就是着名的南北榜案。老朱还没死，南方大地主集团就已经如此大胆，等到了他们掌权之后，吃相自然更加难看。按照这帮人的改革方案执行下去，明代很快就会沦落到明末的局面：地主们富得流油，朝廷却收不上税来。
建文君臣的削藩策略：虽遭百般诟病，其实并无问题
文官们强势改革，必然要对旧有的秩序产生冲击，当其冲的就是洪武朝享尽红利的藩王和勋贵。由于成王败寇的刻板印象，我们现在对建文君臣的执政能力普遍评价不高。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朱允炆做了六年的皇太孙，并不是初出茅庐的政治小白。至于辅佐他的文官们，也都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人精，我们不能也没有理由小看他们的政治手腕。
在太祖时代，虽然藩王们都有实力强大的三护卫官军，但能够节制本省军事的亲王，只有封国太原的晋王朱棡和封国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允炆即位之时朱棡已死，则太祖第四子朱棣无论是从身份地位，还是自身实力，都在宗室之中屈一指。
建文君臣的目标一致：搞死燕王。但在具体实施方法上产生了分歧，简单来说就是齐泰主张直接对朱棣下手，黄子澄认为需要师出有名。齐泰是兵部尚书，他的策略是纯军事考虑。但对于朱允炆来说，名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齐泰曰：“燕王英武，威震海内，志广气刚。气刚者易挫，加以不轨之事，孰信其诬?去其大则小者自慑。”—《明太宗实录卷一》
此时黄子澄告诉皇帝，汝南王朱有爋检举他老爹周王朱橚造反。周王是燕王的亲弟弟，把他打倒，再让身为宗人府右宗正的燕王来议一议该如何给他定罪。一旦朱棣偏袒弟弟，朝廷可以立刻将他们一同治罪。
对于黄子澄的计划，后世都持批评态度，认为此举纯粹是打草惊蛇，真的是这样吗?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分析过，朱元璋在临终前曾经对燕王三护卫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当时的名义是防备蒙古人秋天可能的南下侵扰，换句话说，朝廷抓捕周王并且让燕王给他定罪的时候，这个口袋阵依然存在。一旦朱棣的回复有任何毛病，朝廷就会立刻动手。然而老奸巨猾的朱棣给朝廷写了一封充满了“政治正确废话”的回信，建文君臣一拳打出犹如打在棉花之中，燕王算是逃过一劫。
但是一计不成可以再升一计，在朝廷的操作之下，燕王护卫一直以备边为名留在开平，脱离了朱棣的掌握。而在杨文被调往辽东执掌兵权之后，工部侍郎张昺调任北平布政使，锦衣卫出身的谢贵出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这几个人空降北平以后，干的都是“诈诱王府官属，觇察王府动静”这样的事。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正月，朝廷更是进一步策反了燕王长史葛诚，至此整个燕王府对于建文帝来说已经毫无秘密。三月，都督宋忠、徐凯、耿瓛等人率领大军分驻扎开平、临清、山海关，对北平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宋忠是锦衣卫出身，朱允炆不但给了他三万大军，还把此前驻扎开平的燕王护卫精锐都划归他麾下指挥。徐凯是四川都司出身，方孝孺的好友蜀王朱椿嫡系部下，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耿瓛是开国元勋长兴侯耿炳文之子，他的夫人是朱允炆的姐姐江都公主。同时为了进一步削弱燕王的影响力，北平城内的北平卫和永清卫官军，被分别调往彰德府（今河南安阳）和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驻扎。
到了四月份，北平附近与朱棣关系紧密的几位亲王：封国青州的齐王朱榑和封国大同的代王朱桂，先后被朝廷废黜。另一位文韬武略非常出众，唯一列席了皇太孙册封大典的在外亲王：湘王朱柏（另一位是燕王），在朝廷的逼迫下被迫自尽。当时朱棣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都在南京，得到消息后预感到朝廷即将对他们下手，偷偷潜出京城，逃回了北平。
很多事后诸葛亮对于建文君臣放跑朱高炽等三人的行为大加鞭挞，认为是迂腐之极。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朝廷是怕朱棣造反吗?不，他们怕的就是朱棣不造反。一旦燕王起兵，那可是真真正正的“师出有名”了。
六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向朝廷告变，称王府有人要造反。危急关头，朱棣以堂堂亲王之尊在北平城内装疯卖傻，甚至还一度骗过了张昺、谢贵等人。但是很惋惜，由于长史葛诚的存在，朝廷方面并没有对此麻痹大意，反而加快了正式摊牌的脚步。
张昺、谢贵入问疾，王盛夏围炉摇颤曰：“寒甚。”宫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长史葛诚密告昺、贵曰：“燕王本无恙，公等勿懈。”—《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综合各种情况来看，朱棣在起事之时，身边确实只有八百人的王府护卫。换句话说，燕王是刀架在脖子上，不得不反。对于建文朝廷来说，他们并不在乎是先打燕王还是先打周王，也不在乎抓不抓朱棣的几个儿子，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逼燕王造反，从而师出有名。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燕王三护卫精锐已经脱离朱棣的掌握，北平城内亲燕王的大军则被悉数调离，朝廷空降的官员成为了军政方面的一把手。朱棣可能的突围路线上，朝廷三路大军早已在守株待兔。最有可能支援北平的齐王和代王，先期已经被剪除。辽东的辽王和宣府的谷王，开战之后就迅撤回京师。不肯听命的宁王则被朝廷方面完全控制。甚至于燕王在七月初起兵，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在七月中便誓师北上，说明代廷方面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人心背向，这是战争的胜负手。
一方是准备充分，人数众多的朝廷大军，一方是仓促起兵，兵微将寡的八百壮士，为何最终却是燕王取得了胜利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燕王坐镇北平二十年，有功无过，威望崇高。
所谓的建文新政，实质是对太祖皇帝的全盘否定。新皇帝对宗室亲王的残酷手段，真的就没有人不满吗?大家所缺的，只是一根导火索而已。燕王德高望重，在军中极得人心。我们可以看到，当“奉天靖难“的大旗立起来之后，无数的燕王旧部冒着杀头抄家的风险毅然前来追随。即使是朱棣带兵在外征战，北平城被朝廷围得水泄不通之时，城中依然秩序井然，这和日后南京被包围之时的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二，明初亲王护卫久经战阵，战斗力彪悍无比。
朱棣是明初开国第一武臣魏国公徐达的女婿，从洪武十三年到十七年，徐达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时间待在北平，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说燕王是魏国公的亲传弟子也并无不可。至于燕王护卫，自洪武二十三年起就跟着燕王殿下讨朵颜三卫，平女真蛮夷，实战经验丰富无比。而后来归附于燕王的宁王护卫，更是以有勇有谋着称。
其三，宗室勋贵与朝廷离心离德。
建文朝廷的新政，实质上得罪了全天下的宗室和勋贵。除了宁王决定和燕王一同起事外，其他手握重兵的秦王、晋王、楚王、蜀王、肃王、庆王在整个靖难战争期间全部袖手旁观。至于勋贵之的曹国公李景隆，更是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朱棣留在朝廷中的内奸。其实此事倒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李景隆的夫人袁氏，是左都督袁洪的女儿。袁氏有一个兄弟，名字叫做袁容。袁容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朱棣的女婿。这样说起来，在朝廷大军本已占据上风的白沟河之战中，被一阵怪风刮断的李景隆中军帅旗，到底是天降异象，还是李景隆自己所为，真的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四，任何的新政都需要循序渐进，一剂猛药只能适得其反。
从秦朝推行郡县制，到隋朝打压门阀，无不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了旧势力的反扑。从这个角度来说，建文君臣过于激进的新政，注定了会失败。战争期间，勋贵代表：徐达次子徐增寿，外戚代表：怀庆公主驸马王宁以及众多的内廷宦官都在为燕王传递消息。既然大部分人都希望朱允炆失败，那他最终一定会失败。
其五，辟谣朱允炆所谓的“仁慈“。
由于文官集团的话语术，一直以来朱允炆都给我们留下了仁慈的印象，比如那句着名的“毋使朕有杀叔父名“。
帝诫诸将士曰：“昔萧绎举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极。’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听上去朱允炆仿佛仁慈极了，两军对垒还要求将士不要杀害燕王。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当初湘王被逼自尽，朱允炆可有一丝一毫后悔之意?他的湘王赐的谥号是“戾“，这可是个十足的恶谥。难道就朱棣是他朱允炆的叔父，湘王就不是吗?所谓的“毋使朕有杀叔父名“，不过是杀掉燕王的恶人你们来做，惺惺作态演戏的好人我朱允炆来做，仅此而已。
再举一个例子，朱棣还有一个女婿李让，朱允炆以他老爹李申的性命要挟李让投降。在被李让拒绝之后，建文帝毫不犹豫地就处死了李申，他还仁慈吗?
其父申，官留守左卫指挥同知。惠帝欲诱致让，曰：“让来，吾宥尔父。”让不从，力战破平安兵。帝遂杀申，籍其家，姻族皆坐死或徒边。—《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列传第九》
从朱允炆及其幕僚对于削藩的具体部署来看，计划不可谓不周密，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坐拥数万精锐的燕王，在朝廷的一系列举措之下，只能凭八百壮士做殊死一搏，不可谓不悲壮。
朱棣的胜利，固然有其个人的努力和运气的成分。但是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从大势上说，建文朝廷必败无疑。一场脱离时代的新政，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势力的强烈反扑。即使朱棣失败了，也会继续有新的宗室站出来反抗，朱允炆这一仗，终究是难以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