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具裁者，即有见闻，亦无一增入。
对于海内流传的稗官野史之书，欲于采录，又恐失真。所以大经大法，实多所未备，凡此皆由史臣之职废而不讲所致。
今宜申明史职，以复旧制，令日讲官一人按日轮班，专记注皇上起居，兼记录谕旨、诏赦、册文等项以及内阁题稿。。。。。。。”
张居正话里的意思就很明确了，要重设起居注官，每日讲官轮值，当值时就负责记录皇帝起居、言行及处理政务等。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该史书体例由东汉明德皇后开创。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尙矣。”
从汉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主要因其一般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可见，其实起居注真正的意义，就是在于张居正刚才所说编撰《实录》。
而之前几位皇帝，并没有复设起居注官，所以张居正才说修编《实录》，就是以各部章奏汇总编撰，与其说是《实录》，不如说是朝廷章奏汇集。
而所谓皇帝言，也就是皇帝在奏疏上的批红之言，肯定是不合适的。
《起居注》是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不少人觉得史官会寸步不离皇帝，详细记录其一言一行，特别是后宫私密。
不过在真实历史中，各朝的皇帝们是不可能真的让臣子去写这么八卦劲爆的日记的。
皇帝在后宫的生活，应该不是起居注官记录的，而是太监所记《内起居注》。
所以，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居注，应该有《起居注》和《内起居注》两本书。
现在皇帝年幼，《内起居注》自然是谈不上，要不该张居正管，宫里还有太后在。
过现在张居正重提《起居注》，魏广德和吕调阳都是对视一眼。
明朝皇帝，或者说中国历代大部分皇帝，其实对《起居注》都不怎么上心。
起居注兴起于周，春秋时期随着记史理念的成熟，对帝王言行的记录才开始从礼乐活动向其理政活动方面扩展。
两汉时期，开始将相关档案、记录独立成文，即《汉着记》。
到东汉后期，“起居注”这个词才正式出现于历史中。
《起居注》展这么缓慢，主要原因是西周之后，帝王们普遍不重视这个东西。
先，随着“礼崩乐坏”以及“凭拳头讲道理”，礼乐规范对王朝、社会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相应的君王相关活动的教化作用也日趋于无，坚持相关记录的动力自然就不足了。
其次，古代帝王基本都是轻易不见臣下并且不向臣下直接表露观点。
主要目的是通过难以被亲近和琢磨，营造神秘感，进而去增强皇权的威仪。
而记录皇帝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这种神秘感，所以帝王普遍不热心或者抵制这个。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又生了变化，因为皇权开始式微了。
“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让皇帝们不再高高在上，也不在神秘。
为了维护皇权，皇帝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为自己找补。
所以之前不被重视的《起居注》，又被皇帝们拿出来榨取价值。
通过将自己的言行成典，来彰显和强调自己的地位。
这一时期《起居注》的重视度被提高，记录皇帝在祭祀、孝道、国政方面的“高大光辉”流传世人，也就是皇帝做表率。
不过，就在《起居注》或能有重大展的时期，历史进入唐朝，而大唐在立国初期就爆了一件大事儿，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弑兄逼父、篡位的丑事。
为了解释自己十恶不赦的罪行，他帮他的父皇重新整理并修改了“日记”，为他的所作所为寻找理由，李世民也是煞费苦心，营造出一种被迫自保的形势。
当然，对于读书人来说，李世民是一代明君，但是“玄武门之变”也是他不能洗刷的污点。
之后的皇帝又纷纷不待见《起居注》了，因为李世民为《起居注》扬名，结果却是遭到读书人唾弃。
两宋时期，虽然仍是专职专撰各任皇帝的《起居注》，但记录成文后需先交由皇帝“斧正”，然后才能送入国史馆存档。
而且新皇登基后，再把先帝的《起居注》检查修正一遍也成了惯例。
明朝承袭前朝旧事，在立国之前已经设立了起居注，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和朝廷大事。
然而，到了洪武九年，起居注的品秩在短短六个月内被两次降低，这可能表明当时明太祖对起居注一职已经有了不满，并在考虑其废存问题。
随后，起居注被废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废置起居注的时间并不长，四年后，即洪武十四年，起居注再次被复置，但是不久又被废止。
不过之后很长一顿时间里，明朝就再没重设起居注官，自然也没有明朝皇帝的《起居注》。
之后在弘治后期，明孝宗同意复设起居注官，记载起居注。
但是在不久明孝宗死后，正德皇帝又被起居注官这个职位给废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