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川他爸直到七三年年底才放出来，那年我五岁，川川四岁，但经过一年多的摧残，他爸感觉比他爷爷都显老，不是我夸张，那个年月，人不死，心也死了，人不疯，心也疯了，人不老，心也老了。我和等庆幸我那时的无知，若已初涉世事，怕是会在有更多领悟的同时经历更可怕的毁灭吧。
文革结束那年我七岁半，不过对谁我都喜欢说虚岁，川川也是。在建安里头条全跑到街上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俩就跟在大人屁股后头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拣地上没点着的红色小鞭炮，一边拣一边往自己衣兜里塞，然后我拉着他的手一直从秧歌队尾追到排头。锣鼓点惊天动地，满眼都是夸张的笑脸，脚下踩着鞭炮爆裂的纸屑，我们好像比那些大喊“胜利了”的人们更快乐。等到人群渐渐安静下来，鞭炮和锣鼓也不再响的时候，我们已经跑出去好远了，回头看，似乎只有护城河水跃过矮坝时的轰鸣……
那是一天发生的事吗？还是说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记得了，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只是琐碎，我们在乎的，能让我们兴奋不已的，只有口袋里满满的红色小鞭炮，那些鞭炮我一直保存到春节，不过川川不一样，他回到家当天，那些鞭炮就让他爸给点了，放了。后来川川告诉我，那天他爸喝多了，醉到胡言乱语，还半夜在院子里高唱“川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大人们可能是“气冲霄汉”的，我们却不懂得何谓“气”，何谓“霄汉”，这种不喊出来不为快的感觉我们不知道，直到好多年以后，有了厚重的人生积淀之后，才找到了“气”的存在，但“霄汉”的高度却始终不能摸索到，亦无法凭仰望来目测，而且最重要的是，那股气似乎缺了点什么，总也“冲”不上去，大概缺少的就是压抑，没有窒息过，就不懂得顺畅呼吸的快乐。
七七年，我和川川上了小学，同校不同班，但上学放学都一起走，那段日子不可谓不快乐，在中国重新解放了一次之后，我们幸运的走上学生生涯，和父母那起根儿上就“让四人帮给耽误了”的一代人相比，我们幸福得可以让所有人羡慕，虽然那时我们并无自知。
那时候我每天都先去五巷找川川，然后再一块儿去学校，没有家长送，因为当时马路上车不多，学校也不远，我们俩就那么一路走一路聊，上学放学都如此，好像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的人生最大毛病开始暴露出来了。
头一回让人说我“贫”是在学校，老师气得当堂扔下粉笔就找我爸单位去了，结果那天晚上我让他狠狠教训了一顿，老爷子指着我鼻子骂：“你小子贫！再贫！再贫我给你戴嚼子！！”
说起来当时是真把我爸给气坏了，要不他怎么也不会这么暴跳如雷，我当时也真让他给吓住了，生怕那当钳工的大手一巴掌拍死我，结果，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下了保证之后，我整整一个星期上课保持手背后。累，但打心眼儿里觉得是应该的。
这算是一次出丑经历了吧，但在川川看来只是他的笑谈，而且在笑过之后他还做了发挥。
“嚼子？就是驴拉磨的时候嘴上套的那个？”
“放屁！那是笼头！我这个是马嘴里勒的！”
当时我说得振振有词，还觉得自己特有知识，但后来一想才回过味儿来，什么笼头嚼子，不都是牲口嘴里的东西嘛！嚼子也不见得就比笼头高级，只是造型上可能更简约，更显得上一点档次，但本质并无区别，而且嚼子这东西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周小川从那之后就认定了它，并且将之变成了我的“爱称”。
这个“爱称”一跟就跟了我好些年，直到年过而立仍旧没有改变。
我后悔啊，后悔啊，悔在当初没给周小川也起个外号，可见我够老实巴交的，本本分分的叫了他三十几年的“川川”，直到这家伙已经不再是小孩子，直到我们都快淡忘了从前，这个称呼却始终没变。
贵在持久，贵在坚守，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坚持就是胜利”，后来的广告词里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都是这个意思。
童年是快乐的，快乐的难以用语言表达，可能根本就没有合适的词汇来形容那段日子，真正意义上的快乐，是不能简单表达的，我们只是努力也毫不费力的享受着这种快乐，在只有游戏的年纪，我们理解了一点点幸福的含义。
我难以记起每个细节，每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这几年当中，我还能想起一些对我而言比较有特殊意义的片段，这些片段，是对周小川的了解。
第一次发现他有同情心是在上四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小放大镜，在娱乐设施足够贫乏的年代，这成了最好的消遣用具。
在放学路上，我们常借着阳光用放大镜聚光烧东西玩儿，基本上是捡到什么烧什么，有时候是烂木头，有时候是废纸，总之这一路上我们不停蹲下进行当时最让我们着迷的游戏，川川一直跟着我玩儿，直到某一天我打算换个玩儿法。
“哎，你看，蚂蚁搬家。”指着墙根的蚁队，我兴奋不已。
“哦……走吧。”简单的应和显然引来了我的不满。
“点蚂蚁玩儿吧！”我提议。
“什么？！”他不可思议。
“拿放大镜点蚂蚁啊，三班那帮人头几天玩儿来着，听说特逗。”
“你别玩儿！”不可思议变成严词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