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我吓了一跳。
“我说啊，我去换个发型。”他解释“剪短了，再也不留长头发了。”
“多可惜呀。”我轻叹，“都留这么长了。”
“不可惜，换换心情呗。”他侧脸冲我笑。
我没说什么，没反驳，没阻止，于是，第二天，周小川九去剪掉了一头长发，当他顶着蓬松的，孩子一样的发型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有一种一切都重新开始了的感觉。
“好看吧？是不是显得特精神？”他摸了摸头顶，“特‘恰同学少年’吧？”
“没错没错。”我赶紧点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你贫死了。”他瞪我，“别那么多废话，就跟我说好看不好看吧。”
“好看好看。”我说，“特飒。”
那年那月，周小川告别了一头长发，他没有留恋或者惋惜，我却稍微有那么一点儿，对于逝去的岁月，对于我们曾经不知道好好珍惜，现在想起来却觉得太珍贵的过往。然而我毕竟是个向前看的人，我想闯下去，和周小川一样，我有闯出一番天下的冲动，为了这种冲动，我想我停不下来，我会跟先前一样，对着未知的未来，一猛子扎下去。
一九九七年，盛夏，“桥”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燥热中，我们顶着大太阳，扛着少了一根支撑的桥面。小九没再说什么关于林强的话，他拒绝在提起那个“背叛”了他的人，他说他以后唱歌不会在偶尔厂一句就回头看一眼身后了，“鼓手”两个字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名词，而不再是爱人的代称。
我沉默。
关于找新成员的问题已经渐渐有了眉目，周小川说他看中一个相当不错的，可就是还没谈妥，我说你别急，这事儿急不得，慢慢儿来，咱还有的是时间。
我们的时间的确挺多，在找到鼓手之前，可以好好调整一下心态和身体状况，为了“桥”的重新整合，也为了迎接新鼓手的到来。
九七年是挺好的一年，最大的事儿是香港回归，电视媒体没完没了的报导，人民大众没完没了的兴奋，我挺感叹，我突然想邓小平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也该含笑了吧？这小老头儿一直都笑眉笑眼儿的，笑眉笑眼儿中就鼓捣出一个改革开放来，八四年天安门广场那句“小平您好”的大横幅亮出来的时候，老爷子肯定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虽然香港回归他没亲眼见着，但多多少少也该在九泉之下心满意足了。
我把这话告诉了周小川，他笑我说“没想到你还挺爱国”，然后又说“我跟那新鼓手谈妥了，你和我走一趟吧。”
“走哪儿去呀？”我追问。
“丰台。”他从桌子上抓起车钥匙，“看丹往南，帝京花园那边。”
“那、那不是我姐她们家那边儿嘛。”我愣了，这个地方让我相当敏感，不是因为我姐住那儿，而是因为我那早已断了关系的爸妈也住那儿，九三年右安门拆了迁，不愿意住周转房等回迁的就都搬来了丰台，好处是离开了市区，安静了些，坏处自不必说，经济不够发达，生活上多多少少有了些不便。我意外啊，这鼓手居然住在这么让我抓心挠肝的地方。
“又没爱着，不在一个小区里。帝京比科学城还往南呢。”周小川也察觉到了我的表情变化，他有点犹豫，“要不……你甭去了，下午小九过来，你跟他说说那新曲子？”
“不用不用。”我摇头，然后搭住他肩膀，“走走，这事儿哪儿能让你自个儿跑。”
那天早上太阳就挺毒，好在坐在车里是凉快的，一路加速开到丰南，我们按照地址找到了那栋挺新的楼房。
坐电梯上到顶楼，按响门铃之后，开门的是个挺瘦的男人。
身高跟周小川差不多，但比他瘦，短头发，一身很简单的运动装，头上绷着发带，给人一种很精神的感觉。给我们开了门，他认清是周小川之后很开朗的笑。
“你好。”把门开到最大，他请我们进屋，“这么早就来了？我刚跑步回来。”
“天热，到中午就没法出来了。”周小川解释，随后拽过我，“这是裴建军，吉他手，认识吧？”
“认识，当然认识。”关好门，他冲我伸手，“你好。”
“你好。”我和他握了手，那双手挺有劲儿，“怎么称呼？贵姓？”
“免贵姓梁，梁雪原。”很简单利落的回答。
“林海雪原的雪原？”
“对，就是那俩字儿。”他又笑，随后撤掉发带，“你们先坐吧，我去洗把脸。”
说着，他进了门厅角落的洗手间。
和周小川坐在沙发上，我打量着这套不大的房子，不大，但是很干净，布置也很简单，没有豪华的装修，色调挺统一，家具家电也都是大众化的，这让我挺舒服，我不喜欢太繁复太绚丽的家居布置，那样反而会没了家的感觉。
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纪录节目，内容是香港回归的交接式重播。升国旗的时候满屋子就都是挺雄壮的国歌声在回响。
“要是不爱看就换台吧，遥控在茶几儿上呢。”边说边从洗手间走出来，梁雪原拉开拉链，把运动装上衣脱掉，只剩了瘦瘦的短袖t恤。
“没事儿，我对电视节目没要求。”我摇头。
“对对，他特爱国，你就让他看吧。”周小川在旁边打趣我。
“是吗。”笑着看了我一眼，他走过来，冲周小川开口，“我什么时候签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