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太拼命了。短缺资金吧，好像工程队说拿不到款就退场。”崔芷芳听说，周桥把阿姨姨父的老本都挪了出来解急，为此还被姨父罚跪了一晚上，第二天腿差点废了，站都站不直。姨父是老脑筋，什么玉不琢不成器、不吃点苦不记得来之不易。明明心里疼爱女儿，不但把钱全拿了出来，偷偷看了次现场后，回来还说以后要组亲友团去打气，当面却非要做出凶神恶煞的样子。
联想到接电话的女孩子的态度，秦雨松恍然大悟，她是把他当来要钱的了。他问，“你有葛小永的手机吗？”也许他也能为她做点什么。
日出
周桥坐在酒店的大堂吧等回复。她提出的合作条件是她占股份51；不答应也无妨，她现在资金困难，回去把土地和设备转手，能拿回多少是多少，找个地方躲好，过年再出来。在中国每年都有私人老板这么干，有关部门可能会出面接手，他们作为国外供应商能收回多少设备款就自求多福吧，本来做生意都有风险。但如果他们愿意少占2股份，情况绝对不同，5年合作下来，他们派在厂里的人肯定能拿到一系列想要的东西，生产，管理，还有市场。
她知道自己昨天说丢下厂要跑是耍无赖，但实在拖不起了，只好甩两句狠话逼他们表态。来了几天每天都谈，每天回到酒店和葛小永通电话，不说她也知道他在努力支撑。他是技术型人员，缺乏应付类似场合的经验。她向父母要来的一千万，流水般用掉了一半，这是信用危机带来的挤兑。事实上哪有准备好100资金来开厂的，能准备好一半钱的已经算强的，大部分都存着空手套白狼的心，和银行借点，再和供应商欠点，投产后用利润慢慢偿还，用上两三年厂没倒，后面才是真正开始赚钱。
她话出口后日本人呆了，似乎没想到她这么无耻公然谈赖账。双方从前合作过，对方是家族企业，资本规模不大不小，因为经营手法保守，生产的设备停留在中小型，在别人都往生产大产量机型发展的情况下有日渐衰落的趋势。所以这回她的非标准生产线招标时，他们冒险迈了一步，以优惠价承接下她的单，也是为改型做准备。
对方在上海的代理公司的人看情况不对，连忙建议双方明天再谈，周桥搁下一句话，“不谈了。明天下午我回国，要不按我说的办，要不走着瞧。”
这群婆婆妈妈的日本人，周桥无奈地看着墙上的钟，越来越接近不得不去机场的时间。她站起来，膝盖处隐隐作痛，老爹的话还响在耳边，“不要以为你曾经赚到过几个钱就了不起，只要一天还在生意场，赔笑脸挨冷脸的事不会完。今天给你点教训，以后你知道钱来得不容易，就不会被人耍了。做生意不讲情面，最狠就是把钱拽在口袋里还哄得别人团团转的，手一定要收得紧。但商人又最讲情面，得罪一个人，说不定就是得罪了一帮潜在客户，你的脾气还得好好磨磨。”
周桥提着行李下了车，走进机场大厅。来时由对方的人陪着，满抱希望，现在不成功，只好启动后备方案，回去和银行扯破脸要更多贷款额度。那是更难办的事，她想到就觉得嘴里发苦。
换登机牌，通过安检，周桥找到登机口。熙熙攘攘的过往客，陌生语言的广播，还有寒冷的空调，她把外衣套在头上挡住脸，努力深呼吸，没什么，大不了从头来过。可是，她自己也知道这和从前不一样，不同，爬得越高跌得越痛。
不能再想了。
周桥腾地站起来，去买了杯咖啡，苦涩的液体带来温热。她大口大口喝着咖啡，又不是没失败过，丈夫跑了，厂也卖了，只要她还在，总能再爬起来。后来不是遇到秦雨松了么，谁能说失去后不会再得到。航班开始召集登机，她扔掉空纸杯，大步走回去。不管怎么样，先回去再说，总有办法的。
傍晚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听着周围熟悉的普通话、上海话，周桥打心里舒服。她到出口的便利店买了罐咖啡，刚打开手机响了，是对方上海代理公司的人，“周小姐真是个性急的人，我们打到酒店，那边说您已经回中国。回到上海了吗？”
周桥笑了笑，回敬道，“你知道像我们从工厂出来的人，不习惯坐会议室开会。”
转来转去，对方仍想劝她□51股份。周桥把那罐咖啡转来转去，“铃木先生，不必说了，我喜欢直来直去，行，或者不行？”
她终于等到了。
“ok。”
砰……周桥听到她心里开出了朵礼花，她惊讶于自己居然还能保持着冷静的声音，“协议你们做，做完发到我邮箱，”直到挂了电话，她才发现满心的欢喜要溢出来了。她控制不住在原地来回走动，要知道刚才有一刻很想放弃，是不是她做主有什么关系，厂还在就行。幸亏没有，幸亏坚持到了。
她控制住情绪，发了条短信给秦雨松，“我回来了。”然后打电话给葛小永。
听说协议谈成了，葛小永欢叫了几声。似乎有谁在和他说话，他停下来问周桥，“秦总在这里，你要和他说话吗？”她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补充道，“今天是秦总来解的围，否则那帮人真的要退场。我们保安也不多，差点没拦住他们，幸亏秦总来了。”
葛小永边说边不好意思地干笑了两声，前天他得罪过秦雨松，在秦雨松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时候，他不耐烦地吼，“除非你带着一千万来，否则没什么要你帮忙的。”那时他没想到秦雨松竟真的带着钱来了。虽然没有一千万，但秦雨松凭三寸不烂之舌打发走了那帮包工头。